一直认为自己讲不好普通话，也从来没有过普通话的专业训练，一晃四十年了。
小时候在老家读书，说定襄方言。那时候，对普通话有偏见，如果你是一个村里生活的人，说普通话叫做“咬京腔”，是遭人歧视的。印象中，就是上语文课“a、o、e”的时候说几个词，一下课就把普通话丢到了爪哇国。这样，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标注汉语拼音（包括声调）相当准确，但从嘴里出来，就是另一个味道，太走样了。有限的几次记忆中，就是村里的宣传队报幕员，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用还算标准的普通话，报出一个节目。那时候，我觉得报幕员甜美的嗓音真美，普通话真好——可是为什么平时不能说呢？
到武汉上大学，人生地不熟，就想说普通话，反正说普通话也没有人笑话，不然自己显得太土鳖。没有想到，武汉这个地方，“汉”化的厉害。即使在校园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学人的环境，也甩不脱、抗不过武汉话的霸主地位。当时，我在校园广播台负责，又看到《人民日报》倡导说普通话，还写过一篇《小议南腔北调之“汉”化》，引起校园一阵骚动，引发了一些议论。有些人交流的时候对我讲，你说的有道理，就是改不掉。果然，我自己也不久就满嘴“冒得”（武汉话“没有”的意思）“么子”（武汉话“什么”的意思）了。好在，校园环境到底宽松，你在不同场合说普通话，也没有人异样地看着你。
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后，下决心在这个最倡导说普通话、也最有讲普通话氛围的地方，好好学习普通话。那时候值夜班，每每在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从编辑部的办公室，传出秋芳、白凡、李然等多位老师（恕不一一点到）的备稿的声音。播音组人不多，不几天就能遇一回。早晨五点半，我们一起录制《新闻半小时》。把划拉的枝枝杈杈的稿件，播读的有声有色，特别是通讯，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很提神，很有味道。受他们的启发，配合得久了，我也逐步寻找到一些写广播稿的技巧。就是稿件当中，口语化等等只是基本的初级要求，关键是要有一股“势”，一种“场”，迅速地营造一种收听的氛围。大致好比书法用笔的连贯性吧。据我的感受，秋芳老师平实中有激昂，白凡老师大度中蕴细腻，李然老师大气中善变化，王金老师语速快擅煽情，舒祺老师平实中见功力，田野老师透亮中显丰富，还有冯超悟性高很纯净，胡刚稳健坚韧，常虹认真灵活，等等等等，这些极不专业的认识，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一得之见。见笑了。请谅解。
世纪之交的2000年年底，作为主创人员之一，我参与录制十六集系列专题《划破夜空的灯塔》时，全程领略了国内最著名的播音主持艺术家之一方明老师的风采，耳闻目睹了他和山西台李然老师、其他老师配合录制的精彩场面，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利用间隙，他和山西台主持人座谈，示范了一篇时政新闻“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稿件。好家伙，把一篇一般人认为非常难以出彩的稿件，读的波浪起伏，层次分明，表达精准。一刹那，关于大师和一般播音员主持人的区别，昭然若揭了。我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2005年初至今，我到了总台交通广播负责节目管理。在这个新的集体里，我对播音主持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总监白凡老师是山西第一位播音指导，我的另一名搭档陈红也是主持人出身。而主持人应当是类型化广播的中坚力量。在白凡总监的倡导下，连续三年业务学习不间断，从吐字发声到范文播讲，从品质提升到百家讲坛，我对播音主持人的内涵有了切身的感受。两名播音主持的行家，加上我对内容建设和管理的相对熟悉，同心同德，配合默契，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普通话测试成绩令人刮目。与《山西晚报》联合举办的“名家名篇朗诵会”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成为所有现场观众的经典记忆。
在总台之外，我也注意到，一些不是中规中矩的科班出身的播音员、主持人，因为其综合素质高的缘故，进入了主流播音员主持人的行列。以央视为例，其最著名的主持人恰恰绝大多数是记者、编辑、学者出身，这真是“功夫在诗外”了。
胡言乱语了这么多，我依然是个门外汉——对播音主持人艳羡不已、持续关注的门外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