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亲自参与了“鸟巢”设计到最终竞标成功，这一过程中，给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总的来说是幸运的，参加竞标总共有来自国内外的十几个方案，“鸟巢”的方案是排名第一，不客气地说，如果排名第二的方案被采用，其结果将是不幸。自从“鸟巢”被选中，遭受了很多挫折甚至是“折磨”，原始方案一直在调整，调整的理由多是出于国内各方的利益平衡和政治诉求。“鸟巢”是一个平衡的平台，各种调整与设计本身几乎无关。对于设计方来说很无奈，一度几乎夭折。
在您加入赫尔佐格&德梅隆的设计团队之后，方案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为什么会发生重大的调整，这跟您的加入有关吗？
我谈了一些我的看法，我前去瑞士，在他们的工作现场，我看了他们已经做出的两个方案，赫尔佐格&德梅隆以及事务所的其他几个主要建筑师，公司的四个合伙人中有三个在场，说明他们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我就这两个方案谈了一些看法，从基础的问题包括体育场应该置放在高地还是平地，屋顶的开启方式如何以及建筑的形态和结构方式等。我比较喜欢提意见，后来他们将这两个方案都中止了。随后，我们就结构方式到外观进行了重新的“脑力风暴”。当时我们讨论的一个重点是“可开启的屋顶”。一个可以移动的足球场一样大的屋顶，对所有参与设计的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我提出的意见部分被采纳，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敲定了新方案的可能和发展方向。
赫尔佐格当时很兴奋地对瑞士驻华大使西克说，“我们请艾未未来，原本希望往前走一步，没有想到走了两步。”第二天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这个方案我们已经赢了。”是否在竞标中获胜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赫尔佐格告诉我“将来你看到的那些方案中，十多个中有9个的方式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完全跳了出来。”
在你们的讨论过程是否产生过分歧？
讨论的节奏非常快，从建筑的形体到观众进入的方式等进行了激变，很有成效，工作氛围好，开放式，没有任何障碍。大家只会去简单集中判断什么好，什么不好，而不会去维护某种类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愉快的工作过程。
在具体问题上遇到些麻烦，比如如何确定鸟巢的“形状”。最初是一个类似“灯笼”的概念，他们所做的欧洲杯足球赛的体育场，就是这样一个放光的灯笼，很漂亮。我认为圆形缺少方位感。德梅隆反问，“一个圆形如何具备方向性”我说当然可以，将圆形的两侧抬高另两侧压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形成了今天的形状。
有人说，您是外方设计师的中国顾问，言下之意，是否是说您为这一设计加入进了很多中国元素？
这是胡说，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根本从来没有提到所谓中国元素的问题。道理很简单，我是中国人，有着属于自己文化的判断和思考。在设计完成之后，拿去竞标之前，他们说应该找些中国元素，这时是必须的，例如冰裂纹、彩陶罐的图纹等，是我所熟悉的。我们在标书里也谈到了，所谓“无序中的有序”以及完美器皿等概念，这些是中国古典的理解。这些东西只是托词。
我们看到，“结构就是形式，形式就是结构”成为了“鸟巢”的主要特点，您从设计的角度如何诠释这一特点？
这是设计中很重要的一点，现在的国家体育场叫‘鸟巢’，最初这是源于在标书中的表述，“如同一个鸟巢，它的外观和结构是一体的”，大家叫习惯了称之为‘鸟巢’。它的最大突破，表现在一体化，这一点使其区别于其他的体育场。为何要做一体化呢，支撑一个巨大的顶盖所需的支撑力很大，要考虑如何减弱梁柱结构，提供最佳的观赛方式。其次，还有方向性的问题，设计的网状结构，它是匀质的，赛场中无论你处在哪里，都会觉得是处在中间的位置，这样看赛事会方便，不会影响视线。它不仅仅是美观问题，而是功能性相结合，表现在其实用性上的一体性。
在设计之初，是否考虑到了这一结构实施起来的可行性和难度？
理论上讲，任何结构类型都是可以被实现的，赫尔佐格&德梅隆是富有经验的设计事务所，知道如何达到何种效果。设计是一个产品，它不仅仅只是外形，如同一个人一样，有心脏、神经血液系统，设计包含了所有这些有因素。在结构的实施的技术可能性上，来自英国奥雅纳（Arup）公司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测评和研究，没有他们这样的工程结构设计公司的支持，“鸟巢”是没有办法做成的。没有人能像他们那样进行专业的计算，“鸟巢”在竞标之前，就得到了这家专业公司的理论分析和认可。
后来的十多个瑞士方的优秀的建筑师，在中国辛勤工作了几年的时间，细致地完成了大量的设计工作。
鸟巢在中标之初，遭到了很多来自专业方面的质疑，如今回想起来，您怎么看待这些批评和质疑？
这些反对和质疑几乎葬送了‘鸟巢’，当时很难想象后果将会如何。当时国内建筑界的院士们联名上书，质疑鸟巢是“殖民主主义”建筑，说中国变成了“外国建筑的试验场”“浪费”等等。人家是竞标来的，预算要求40亿，“鸟巢”的报价是38亿，是符合要求的。2005年的媒体报道，充斥的都是反对的声音。还有专家说，如果“鸟巢”改成方的，可以省下多少钱。不作外壳只做看台又可以省多少多少钱。这些人都是中国的院士，可以想象吗。意见多了，政府决策也犹豫，中途甚至传出要换方案的说法。我记得，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说 “在奥运建筑问题上，改革开放的原则是不会变的”。这可能对当时的鸟巢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最终的结果，原设计的“屋顶”省略去了。最初的设计的结构是为了支持这个顶而形成的，没有它，整个结构就变了味。现在也不可能加上了，已经把钢材减少到了最合适的量。
您去看过最后完工的鸟巢么？其中哪些符合您的期望，哪些又超出了？
它最终是一个好的设计，符合我们的想像和期望。超出的地方没有，没有达到的部分是有的，但这不是问题。设计好概念强，不怕做不到位。
我一共去过三次现场，一年前，我们去看色标，决定采用哪个红色更合适；竣工后，我们又去看了一次，看了包括座椅和贵宾室在内的一些设施的实施情况。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看过之后，认为非常好。事实上，一些地方做得很糙，但建筑师反而不在意这些，他们觉得，这些地方能看到施工者努力的痕迹，这种努力过程同样具有美感。
赫尔佐格曾经对于“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建造鸟巢”表达过不安的心情，在外国设计师和中国做法之间，这其中必然存在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吧？
最初设计师几乎疯了，德梅隆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要开很多会，对不同的领导反复进行相同的汇报。在一个还不很成熟的政府运行系统下，时常面对问题的束手无策是必然的。谁将决定你的命运，你不知道，因为谁都有可能突然提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他们对“中国做法”无奈的地方。
如今看来，这些矛盾和冲突都不是主要的了。在他们看来，一个作品是否被当地人喜欢，相比是否会被提到自己的名字更重要。他们认为，这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了这样一个建筑，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从我个人来说也很高兴，毕竟有没有“鸟巢”，对于北京这次奥运会来说，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建筑对一座城市的未来影响是很大的。
抛开建筑本身不谈，回顾“鸟巢”这一项目完成所经历的整个过程，能否被称为建筑对外开放的一个里程碑？
“鸟巢”是这个时代的野心和理想碰撞的结果。只有在全球化的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同时，也只有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在强大集中的效率之下，才有可能建成。奥运就是中国人请客，是对世界做出的一个承诺，此时就不得不接受监督。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句顺口溜，“改革”是改掉陋习，“开放”就是引进别人的思考和技术，这当中必然有痛苦。“鸟巢”所经历的公开、透明的入选程序，符合世界的标准。
你在鸟巢项目上投入的时间一共多长？下一步，您的计划是？
一共加起来只有一两个月。后来的环境设计概念由我提出，例如放射性路径、下沉广场、以及入口等。完成的并不好，很多东西没有得到实现。今年9月，我与赫尔佐格&德梅隆在威尼斯的双年展上将再次合作，做一个与建筑相关的装置作品。
《商务周刊》记者 袁瑛 吴金勇 虞丽琪。 艾未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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