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社会性别”（Gender）是在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出现的一个分析范畴，社会学家在性和性别之间做出了区分，性指男女身体之间的生理差异，而性别则指男女之间的心理、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性别不平等指在各种环境中男女享有的地位、权力和声望的差距。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社会性别”替代了早期西方学者运用的“Sex role”（因为该词的阐释停留在女人、男人扮演什么角色），用其来指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美国著名学者琼·W·斯科特给社会性别的定义是：“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关于对性别问题的成见和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绝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文化造成的。社会性别是人类组织性的活动的一种制度，同任何文化中都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一样，任何文化中也都有自己的社会性别制度，即种种的社会体制习俗把人组织到规范好的“男性”、“女性”的活动中去，社会性别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组织方式，也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内容。
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在西方轰轰烈烈地展开，女权运动的参与者不再相信仅仅赢得了政治上的投票表决权，女性就已经和男人平等了。新一代自由主义流派的女权主义者宣布：为了得到充分的解放，妇女需要经济上的机会和公民自由。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贝蒂?弗里丹表示：“这一场革命的关键问题涉及到就业、教育和新的体制” 。她们相信，她们能够通过改良“制度”，即努力铲除在教育、法律和经济政策上的社会性别歧视，由此达到社会性别平等。 因此，女权主义者开始关注社会的各个层面。她们将研究的触角伸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从这一时期开始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密切的影响。正如学者所言：“每一种传播媒介都是制度发展、公众反应和文化内容的渊源”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既是一种商业，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它都不可能脱离社会性别观而存在。一方面，社会中存在社会性别观；另一方面，大众媒介强化了、并在新一代人中塑造着性别观念。” 正是因为大众传媒具有这种双重（反映和建构）意义，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开始关注大众传媒这个放大器如何反映并强化真实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她们已经论证了以年轻受众为市场的文化和媒体产品，是如何包含了对于性别的传统态度，以及是如何向期望男孩和女孩具有的那些目标和理想靠拢的。康奈尔专门指出：受强调的女性气质形象在媒体、广告和市场活动中仍广为流行（Connell, 1987）。与此同时，乔纳森·卢瑟福考虑到了大众文化、新闻、广告和时装界对男性气质不断变化的描写，该项研究揭示出两种理想化的男性形象（其一为“报复性男人”，其二为“新男人”）是对女权主义和变化中的女性角色挑战的完全不同的回应（Jonathan Rutherford, 1988）。时至今日，西方学者的 “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体现出相当成熟的理论框架和丰富的实证积累。
中国大陆到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媒介对于人们的社会性别观念的塑造与反映功能才初显端倪，但并未引起相当关注。妇女工作者聚焦在女婴问题、家庭暴力问题。然而，进入新千年后，传媒业迅猛发展，尤其是在电脑、Internet网逐渐普及的情况下，传媒在反映和塑造人们社会性别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大众媒介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影响人们价值观、人生观、性别观的重要因素之一。
“社会性别（Gender）”不仅是理论概念的标记，也是一种观察社会的视角，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社会性别研究只有和其他学科结合，如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才能提出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问题。那么，在新闻传播学界，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程度到底如何呢？基于这样的疑惑，笔者想了解2000年后，有关“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内容在学界的理论刊物和论著中有多少反映，涉及哪些问题？
（二）、现状分析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媒介与性别》是国内该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汇集了作者卜卫1995年至2001年间的研究成果，因此笔者决定从该书着手研究。在精读《媒介与性别》之后，笔者还选择了5本传播学界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的《现代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国际新闻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编的《新闻与传播研究》以及新疆日报社和深圳报业集团主编的《当代传播》。笔者收集了它们在2000年至2003年间所有的涉及到该领域的论文。此外，由于戴锦华的《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较早深入分析媒介如何是反映现实的性别观，如何塑造性别，本文对其观点和分析也略有涉及，以作参照性分析。
学院派研究者对于理论思潮的引进通常较为重视。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是国内最有代表性、研究水平最高的几所院校，以他们主编的学术期刊作为样本，对于了解该领域最新研究有相当的代表性。除此之外，随机抽取了业界、地方性的媒介从业人员所主编的刊物，了解业界人士对于该领域的认识，作为上述论证的补充材料。
社会性别研究，“是一种旨在揭示社会性别的形成和运作过程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为了加深对形成社会性别的种种要素，其表现形式及运作规律的认识，从而探讨改变此机制的途径。” 根据这样的界定，笔者将上述杂志中的文章进行区分，仔细研读所有涉及到“传(缺文，原文如此)
通过以上工作，对于国内“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现状，笔者总结下来有以下几点：
（1）星星之火，难以燎原——学者对“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关注少
《新闻大学》在近4年间的16期刊物441篇学术论文中，没有一文涉及到“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这一领域的文章。仅有一篇文章关于中国第一位女记者康同薇的生平、事迹的论述：《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此文并未引入有关“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分析，不符合上文的界定，因此笔者未将之归入该研究领域。
《新闻大学》
就《国际新闻界》而言，在437篇文章中，只有1篇属于“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虽然该刊物在2000年有两篇文章《走近本真的法拉奇——读<神话与女人：奥丽亚娜·法拉奇传>》、《美国传播学者休梅克女士谈影响传播内容的诸因素》涉及到女性传播者或女学者，但文章内容并未对于现实问题或现象进行分析，也不能归入“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前者和《新闻大学》的《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一文类似，只是介绍女新闻工作者，而后者仅仅在论述休梅克女士论述影响传播内容的因素时提及了性别因素，但文章并没有将其展开分析。除此以外，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陈阳的《性别与传播》较早、较完整地介绍了西方“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内容，并对于传统传播学在该领域的研究提出批评与挑战。该文也多次被其他学人所引用（具体抽样数据如下表所示）。
《国际新闻界》
《现代传播》在共24期杂志的972篇文章中有8篇相关的文章，虽然总数似乎较《国际新闻界》多，但是该杂志每期的文章数比起前两份期刊也多出近一倍。值得称道的是，该刊发表的论文涉及到的内容较前两份杂志宽泛，有关注电视方面：《广播节目主持人对女性职业生活的表达与阐释——对〈女性备忘录〉主持人表达的思考》、《电视对女性的关怀》、《卫星电视时代的女性欲望》（西方作者）；有关注网站的《女性网站现状漫谈》；涉及传播内容的《传播中女性话语的文化阐释》和《女性主义，第三类女性与大众传播》以及论述女记者的分析文章《女性报道者的角色嬗变》（具体抽样数据如下表所示）。
《现代传播》
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共223篇文章中，该领域的文章有6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00年的4篇文章均是在2000年第三期上刊登的。该期的第一篇文章是卜卫和刘晓红合著的《关于中国妇女电视节目研究报告》，其它三篇分别为《大众媒介与社会性别》、《语言学转向传播学研究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探讨所提供的理论视野》和《我国新闻受众中女性的缺席》。而至此之后两年内，“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方面的文章在该杂志就销声匿迹，直到2003年才发表《女性报道者的角色嬗变》一文，该文同时也在当年的《当代传播》上刊登过（具体抽样数据如下表所示）。
《新闻与传播研究》
《当代传播》的990篇论文中，涉及到“传媒与性别研究”领域的有6篇。2002年第四期“新闻论坛”栏目下，刊登了3篇有关传播与社会性别的文章，分别是《妇女报刊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发展的影响》、《从话语角度透视女性报道》和《媒介品牌建构中的女性角色》。除了这三篇文章，其它几篇文章分别是：2001年的 《中国传播文化中的女性歧视》、2002年的《足球女记者成为另类风景--论女性传播者在十强赛报道中的角色错位》和2003年的《广告中女性形象定位的探讨》（具体抽样数据如下表所示）。
《当代传播》
中国学者对于“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是借着北京举办联合国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契机而展开的。在1995年至2001年间，出现初次的高潮。2001年出版的《媒介与性别》是国内该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汇集了该书作者卜卫1995年至2001年间的相关研究。从当时的学术环境来看，除少数学者外，传播学界并未对该问题予以应有的关注，而媒介对于该话题的讨论更多的是出于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期间的政治宣传而已，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在新世纪的2001至2003年间，该领域的研究依然是备受冷落，甚至还比不上几年前国内曾出现的一次短暂的研究高潮。将以上五份杂志的数据汇总起来，问题就显而易见：
* （由于《女性报道者的角色嬗变》在不同杂志出现两次，因此算作一篇文章。）
从2000年至2003年期间这五份期刊的论文来看，在浩如烟海的2970篇论文中，涉及到“传媒与性别研究”的仅有18篇，不到百分之一。18篇论文仅仅是一期杂志的文章数量。当然，这一类论文也可能登载在社会学和妇女学的学术期刊上，但是，这些杂志均不属于传播学界的理论期刊，并非传播界学者、老师和学生关注的焦点。传播学界关注“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学生、从业人员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国内几乎所有的新闻传播教材中都没有涉及到该领域的问题。令人悲观的是，近年，新闻传播界探讨“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的论文较之2000年的论文数更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在新闻传播学界仍然是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在国内外女性主义思潮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表现出了与之不合拍的缓慢节奏。
（2）、五个W，他人的武器——缺乏理论工具
从论文题目和对于论述范围的概括可以看出，除了一篇理论分析的文章《社会性别视角中的传播学研究》和一篇对儿童受众的分析文章《儿童使用媒介的性别分化及意义》之外，大部分文章是集中于传播者和传播内容的分析，如关于半边天的播出时间，关于卢小飞的女性视角，关于男女记者发展现状的差异均是针对传播者而言，而其他涉及到媒介刻板印象的分析也可以归为传播内容分析。
角度 论文题目 论述范围
传者研究
⑴：关于中国妇女电视节目的研究报告 描述中国妇女电视节目的概况，并对部分电视内容的性别观念进行分析
⑵：广播节目主持人对女性职业生活的表述——对〈女性备忘录〉主持人表达的思考个案分析：女主持人对于“女人回家”的表述中存在的性别意识问题
⑶：妇女报刊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女性的影响 介绍新疆妇女报刊的现状，分析妇女报刊对于少数民族女性发展的作用，并提出建议
⑷：媒介品牌建构中的女性角色 杨澜等优秀女性媒介管理人员对于 重新建构女性角色的作用
⑸：足球女记者成为另类风景——论女性传播者在十强赛报道中的角色错位从足球女记者的经历看社会对于女记者的刻板印象
⑹：女性报道者的角色嬗变 透视海湾战争中，凤凰卫视外派女记者多的现象
传播内容研究 ⑴：卫星电视时期的女性欲望(西方作者) 分析三则反映女性欲望的MTV，揭示其中对于性政治的建构
⑵：传播中女性话语的文化阐释 分析媒体中虚构与非虚构的女性角色所反映出的女性独立意识的缺失
⑶：大众传媒与社会性别 大众媒介中存在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
⑷：电视对于女性之关怀 新闻和电视剧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和试图解决这种歧视的行为引发的新的问题
⑸：女性网站现状漫谈 女性网站的性别意识
⑹：中国传播文化中的女性歧视 分析广告、歌碟、新闻中对于女性的歧视，并解释其原因
⑺：从话语角度透视女性报道 对媒介话语进行分析，揭示传媒中女性的边缘化
⑻：女性主义，第三类女性与大众传播 “第三类女性”的报道对改善媒介的性别歧视有帮助
⑼：广告中女性形象定位的探讨 广告中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
传播理论探讨
⑴：语言学转向传播学研究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探讨所提供的理论视野 用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传播研究中的性别问题，介绍西方的相关理论
⑵：性别与传播 介绍西方性别传播的理论发展及其对传统传播学研究的挑战 受众研究 我国新闻受众中女性的缺席描述我国新闻受众中存在的女性缺席现象，并分析其原因 传者受者结合 大众传媒对女性发展的影响探析 分析大众传媒对女性发展的双重影响
从以上19篇文章和《媒介与性别》一书的内容来看，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基本都是以传播者和传播内容的研究为主，而理论研究和受众研究只是零星两篇，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从两份表格列出的探讨范围可以看出“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分析框架受到传播学5W固有模式的深刻影响。在《社会性别视角中的传播学研究》一文中，卜卫为《媒介与性别》研究设定的范围是：“我们按照传统的传播学模式来检视性别研究的主体和问题：传者——媒介内容——媒介——受众——效果或影响”。
尽管研究者尝试着从女权主义视角来解释问题，但是使用的方法仍然是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分析方法。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已经“对传统知识自我标榜的‘客观’和‘真理’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由于公共领域及其认识活动被与男人的经验相联系，男人的关怀与经验则被当作真实知识的基础，而女人的关怀及经验则被视为主观的、不真实的；因此，社会学并没有谈到女人的经验，只是从男人的观点去看世界。” 这与福柯对于真理及权力的解释是一致的：
福柯认为，在权力和真理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而复杂的关系。真理并不是象人们一向所以为的那样超脱，那样纯粹，那样客观中立，它与权力之间有着可疑的关系。
福柯说：“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我认为，我们不要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努力寻找，而应该着手解决尼采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
对于女性主义者而言，这一真理就是男权所建立的，真理被赋予了男权价值，“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她们要做的事是：反抗这种权力，挑战这一真理。
使用5W这一模式分析社会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有着这样的缺陷：仿佛整个传播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割裂的，透过这一模式我们只能看到在孤立的传者、传播内容、媒介、受众中存在的表层问题，而看不到更深层次的内涵。例如，作为传播者的女性，其本身就是受众，她们也受到了媒介传播内容的建构和影响，她们自身的性别意识如何，影响其性别意识的因素又有哪些？媒介内容建构了受众的观念，但是媒介内容的取舍也同样受到受众的影响，媒介对于女性形象的建构和女性受众对于媒介内容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怎样？这些反映深层的“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的问题在学界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思考。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学者们已经开始结合广泛的社会背景、大众传媒传播者以及传播内容中描述性别的方式，用整体主义，而非割裂的方式来研究这一领域。戴锦华在《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一书中写到：“在1949年至1979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女人的故事’却在书写与接受的意义上，成了一片渐去渐远的‘雾中风景’一个在‘五四’文化革命之后拥有了辽阔的天空和伸延的地平线之后，失落了其确认、表达或质疑自己性别的权利与可能。”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电影中，如《白毛女》表现出来“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断代法，“阶级话语在凸显女性的历史遭遇与命运的同时，遮蔽了解放妇女所面临的新的生存与文化现实” 。以此为背景，作者分析了男性权威视点的“非性别化”；女性话语的丧失；《红色娘子军》般的“花木兰”在电影中的光辉形象遮蔽了她们现实中的困境；倡导新女性生活方式的女编剧——艾霞和扮演《新女性》的女演员——阮玲玉在电影中塑造的角色和现实中个体遭遇差别的思考；在电影中男性英雄形象作为先驱者、引路人折射的性别观念；以及在社会转型后，女性被重新作为欲望对象书写，如《红高粱》、《风月》等。作者把传播者、传播内容、社会环境融合在一起分析，洞察了 “男女都一样”叙述方式背后的男权、国家高于一切，成为最高标准的这一事实，也因此成为国内“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之一。
西方社会性别学者已经尝试着用不同的方法来诠释媒介中存在的各种性别问题。在Paula Skidmore写的“Gender and the agenda: News reporting of child sexual abuse”一文中运用更多的分析方法来探讨媒介有关儿童性虐待问题报道的过程中体现的性别歧视。她认为：
首先，新闻作为产品，提出了意识形态的话题；其次，新闻作为生产过程提出了结构性不平等的话题，通过这两个相关的途径探索新闻的‘性别化’是非常重要的 。
在这一领域中使用实质性方式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较少，Van Zoonen 是其中之一。……她也提出了关于“性别架构”意义的问题，她认为这个“性别架构”存在四个层次：即个人方面的、专业方面的、组织方面的和制度方面的。无疑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
在Paula Skidmore的进一步解释和论述中，她认为就个人层面而言，男性对于儿童性虐待在硬新闻中出现是进行抵制，而由于在媒体内部，男记者无论在数量上、抑或是地位上都高于女性，因而造成媒介对于儿童性虐待问题的不关注。就专业层面而言，女性被认为更擅长于报道这类话题，因此，儿童性别虐待更多的是和“软新闻”联系在一起，而女性也被认为更适合报道软新闻，而不适合报道硬新闻。就组织和制度层面来看，这类新闻的报道中，由于编辑部里男性占主导地位导致女权主义者的声音不受欢迎。此外，和媒介工业相关的经济、权力对新闻生产标准的设置，造成对于儿童性虐待的报道采取的通俗小报式的报道风格。可以看出，Paula Skidmore已经跳开了五个W的局限，将新闻作为“产品”和“生产过程”双重途径来思考，对于Van Zoonen的“性别架构”分析方法的借鉴也使得文章能够挖掘出隐藏在“新闻”背后的“事实真相”。
在传播学界，“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中方法论的缺失造成该领域的研究者相当多的拘泥于传统传播学提供的范围内，无法摆脱固有的束缚，很难提出有冲击力的观点和理论，也很难真正颠覆现实社会的男权统治和性别歧视。因此，借鉴西方学者以及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是非常必要和非常迫切的。
（3） 锦上添花，抑或雪中送炭——研究内容的偏颇
抛开研究方法的问题，就研究内容本身而言，也存在着对某类问题的忽视从而造成内容的缺失。目前的研究，仍未摆脱传播学界“传者中心论”的老式套影，过多的强调传者和传播内容，却忽视了受众。“妇女如何使用媒介以及对媒介的需求是什么，这一领域的传媒研究是非常少的。虽然在所有的受众调查中，都有‘性别’指标，似乎已成为一种惯例或规则。无论是为了证明某种研究假设，还是根本就是为了市场的商业利益（妇女常被看作潜在的消费者），这个‘性别’指标主要用于男女比较，而不能发展成对妇女需求及其满足的专门研究”。 这种现象无形中暗合了女权主义者对于传统男性话语的批判，正如女性在以男性话语为主导地位的媒介中一样，受众在以传者为中心的“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中都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被权力中心边缘化。
而西方学者的研究不仅关注作为传播者的女性，还关注作为受众的女性。在《Meida Power and Gender》一书中一篇名为《性别与议程》的论文是论述关于儿童性虐待的新闻报道这一议程是如何受到媒体内部的性别分工以及社会对于女新闻记者刻板印象的影响。这篇论文深入地分析了作为传播者的女性。此外，在《Women Meida and Politics》一书中也论及到了作为记者的女性和女记者带来的不同于男记者的风格。同时该书，还收录了论述观众中的性别鸿沟的论文。在上文提及的《Turning It On: A Reader in Women and Media》一书中不仅有讨论家庭主妇和媒介的文章，还有研究伦敦年轻黑人女性的电视收看习惯的论文。
此外，在传统传播学中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媒介本身和媒介效果方面，“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研究者们也并未有充分的认识。“就传播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效果研究而言，（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笔者注）几乎是一片空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将大众媒介中的性别模式以及性别模式在不同媒介，不同内容中的差异与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区分开来。”
如果跳开5W模式给我们带来的限制，我们会发现，在研究内容方面还存在着更大的缺失，甚至是空白。西方“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不仅关注作为传播者的女性，还关注作为受众的女性，既重视媒体虚构的女性形象，也重视媒体中非虚构的女性形象。而国内的研究更多的是针对虚构的女性形象分析，尤其是广告、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如吴瑾的《广告中女性形象定位的探讨》、卜卫的《解读〈女友〉的性别论述》、《男人给予财富，女人出让权力，永远有多远？》。而对于新闻中报道的现实女性形象只是停留在报道数量上男女的比较，如《传播中的女性话语的文化阐释》一文，针对虚构性和非虚构性传播语境中的话语分析，虽然意识到新闻中对于女性的报道偏少，并用数据来说明，但是并没有具体分析媒介对于个体女性的报道中体现的性别观念，如李素丽、韩素云。而在讨论非虚构性语境时，作者就对《渴望》、《情满珠江》中具体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如刘慧芳、淑贞，揭示其中隐含的性别话语。
西方学者对于女性弱势群体的关注也非常之少。西方有着明显的种族区分及性取向，弱势群体的界限非常清晰。在女性群体中，有色人种即是弱势群体，女同性恋者也是弱势群体的一部分。西方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以往“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对于弱势群体的忽略，并逐渐开始改变这一现状。最初的女权运动实际上是由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发起的争取男女平等权利的运动。在女权运动的舞台上，只能听到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声音。 “在关于听众的文化研究工作中，样本中绝大部分是白人。……在媒介中，表现非白人女性的经历仍然是不被倾听，不被研究，没有被理论化的。” 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忽视了社会中的其他女性还承受着除性别之外的阶级、种族和文化的多重压迫。在黑人女性的生活中，“她们觉得被两个世界分裂了自我，一个是黑人的世界，一个是白人的世界；一个是母亲的世界，另一个是父权制的世界。” 而对于女同性恋者，“像黑人妇女一样，女同性恋也是‘双重危难’的受害者，她们不仅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到压迫，而且因为同性恋倾向而受到迫害。” 此外，处在社会底层的白人女性，她们也承受着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危难”。在早期的女权运动中，她们都是被排斥的。上个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开始关注被排斥在作为“她者”之外的非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在媒体中的形象，她们较之被边缘化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处境更为边缘。例如在《Mediated Women：Representations in Popular Culture》一书中，收录的论文通过探讨媒介对于非裔美国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美国印第安女性在电影和电视中的形象，来描述媒介对于此类女性的忽视和歧视。在《Turning It On: A Reader in Women and Media》一书中涉及到了黑人女权主义和媒介批评的话题以及对于女同性恋者的文本分析，批判在媒介批评中白人女权主义视角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并没有种族观念，性取向通常也是私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女性中就不存在弱势群体问题在国内的研究中，除《妇女报刊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女性的影响》是涉及到少数民族女性以外，看不到对于其他女性中弱势群体的关注，如女民工、农村妇女、女同性恋者、少数民族女性等，她们在媒介中的形象，她们的媒介使用习惯是否存在着独特的方面，这背后又隐藏着何种原因？更多的研究者是将女性看成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一个没有差异的群体，缺乏对于女性群体内部再分化的弱势群体的关怀。
（4）、跳不出的如来佛掌——缺乏客观的性别观
如果我们再深入到具体的每一篇论文，又会发现这22篇文章中，不少作者分析的基调和潜藏的假设值得我们深思。在《女性报道者的角色嬗变》一文中，作者本身是否持有正确的性别观是令人怀疑的。该文论述的是伊拉克战争中凤凰卫视外派记者以闾丘露薇为代表，几乎清一色为女性这一现象。当然，作者对于这一现象是持赞赏的态度，但是在探讨其原因时，作者认为：
第一：媒介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它们不断翻新竞争策略，寻找新的突破点……凤凰卫视决策层的这一安排确实成了竞争制胜的法宝。……第二：女记者因为性别原因，在激烈的采访中容易得到特别照顾。……第三：女性新闻工作者性别特色及其素质要求……社会学和生物学中，女性被确定为是一个充满爱心、富于牺牲、勇于无私奉献的群体。第四：社会进步与人们观念的解放使然。
在作者的分析中，闾丘露薇们自身的主体意识、综合素质、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都不是决定她们成功的因素，她们成了凤凰卫视决策层竞争取胜的棋子，成了维持新闻现场秩序警察照顾的弱者，成了传统文化塑造的女性典范。她们的成功来源于决策层（男性？）的英明，来源于警察（男性！）的照顾，来源于她们具有的中华民族女性传统美德（男性眼光？！）。貌似为男女平等摇旗呐喊的背后，仍然是用传统的有色眼镜来打量成功女性。当然，这种看法对于作者而言是无意识的，但却被社会男权文化所建构的。
此外，在论文中随处可见口号式的分析，反映了目前的研究蕴含着的政治因素，而不是从社会生活的实情来探讨问题。且不说，“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本身就是借着第四次妇女大会而兴盛。在《大众传媒与性别》、《关于中国妇女电视节目的研究报告》、《中国传播文化中的女性歧视》、《从话语角度透视女性报道》中都或多或少的引用了这次大会的《行动纲领》作为文章开篇的资料论证。在《妇女报刊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发展的影响》一文中，这种口号似的分析更是随处可见：
妇女报刊为许多知识女性提供了展示自我价值的广阔空间……妇女报刊为保障妇女的权益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妇女报刊为男人了解女性，与女性沟通架起了桥梁，有利于消除‘重男轻女’的观念
妇女报刊在宣传中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的宣传，及时报道妇女的意见和建议，正确引导舆论；积极宣传妇女全面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向社会展示妇女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传媒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政策层面的问题，以政治性的宣传来倡导媒介中男女平等在实际操作上也起不到很大作用的。“在官方报刊系统中，传播的主管者是经常有意识地突出提高女性话语的比例，但在统计学显示的结果却是抑制比例。报刊对于军嫂韩素云等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但这一切都没有显示女性话语在其位置上发挥的独特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女性话语占据的位置只是功能性的，她只作为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 国内媒体对于女性话题的报道是遵循着一定的政治意图，和一定的政治氛围相吻合。尤其是“三八妇女节”集中对于女性的报道更是充分显示了女性报道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而缺乏对于深层原因探究的欲望和意识。
（三）、结束语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比起西方学术界“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引起的广泛性与深入性，中国学者在北京召开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对于“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短暂热度只在学术的汪洋中溅起几串水珠，荡漾开去，又归于平静。”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传播学界仍然是一个边缘的领域，有待于更多人的挖掘，探索。仅仅就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都是值得追问，值得深思的。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层次来探讨造成“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缺失的原因。
首先，中西方学科建制的区别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到1997年，全美国已有600多所大学3万门社会性别学课程，包括博士、硕士、学士，学科涉及面极为广泛，成为新的庞大的学术体系。上个世纪60年代，在西方女权运动及其思潮发展的高潮时段， 中国大陆在一个几乎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着另外一场运动：文化大革命。在这场运动中，不仅大批的学者被剥夺了研究的权力，西方的新思潮也被隔在外。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的学者开始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潮，女权主义理论开始传入中国。此时，教育界、学术界集中进行高校改革、院系调整上，希望重新营造高校的人文关怀和学术氛围，因此鼓励新兴学科的发展创新，但是属于新兴学科的“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由于缺乏相应的学术土壤，再一次错失了和西方接轨的机会。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下，“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才开始受学者的关注，但依然处在边缘学科的位置，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
其次，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以学术要求与社会实践相互支撑，然后又得到该学科或门类的制度化再生产的不断增强。但中国学者在进行“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的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社会上存在着的无形的阻碍，造成资料获取的困难、实证研究的限制和理论分析的局限。这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同样存在。“一些男记者，尤其是已经成为父亲的男记者，向我表达了他们对于重复儿童性虐待新闻报道的厌倦，他们最后决定脱离这些报道，‘需要休息一下’”。 对于男记者而言，面对现实中和自身无关的性别问题时都是秉持排斥的态度，当研究者一旦将焦点聚集在他们自身时，可以想象他们的抵制和嘲弄的程度。不幸的是，在媒介组织中，男性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独立电视台部门……是一个让女性获得性别平等的地方--在英国52家公司的统计数据表明，员工中包括56%的男性和44%的女性（Baehr,1996）。然而，拨开表象，我们发现88%的“低级”工作是由女性从事的，同时，63%的制片和76%的总监是男性。
据《1995年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现状与发展调查报告》中表明，在广播、电视行业，男新闻工作者占62.7%，女新闻工作者占37.3%，在报业，男新闻工作者占72.5%，女新闻工作者占27.5%；在通讯社，男新闻工作者占70.8%，女新闻工作者占29.2%。……拥有高级新闻专业职称的人员中，女新闻工作者占17.12%；……中级职称中占28.1%；……女新闻工作者进入高级决策层的占4.4%；进入中级决策层的占9.6%，未进入任何决策层的占86%。
以上的数据说明了在传媒行业，女性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这对于社会性别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尤其是针对性别歧视这一敏感的话题。
最后，就研究者自身而言，由于国内缺乏性别理论的传统，大部分学者和学生都缺少对于性别研究的敏感度，不具备从事该领域理论研究的意识和素质。对于有兴趣的少数人，外界环境又形成了一种压抑的氛围。这种氛围恰似媒介组织对于女性记者的改造：
在组织层面上，外界环境改造了女记者，她们因而认为她们所关心的--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是不被真正的专业新闻所需要的。
Jacqueline Bobo和Ellen Seiter对于有色人种在美国研究机构境况的描述很好的映射了中国研究者在学术界面临的问题：
经验显示非白人的研究生常常缺乏对于她们和她们的学习充分支持的学术导师。在美国，学校里很少有非白人博士，……而在媒介研究中人数尤其少。从课程到canon，从大多数学生是白人到有关非白人学生研究她们自身经历之先例的缺乏，和缺乏来自导师的鼓励这些方面都存在问题。
“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这一边缘领域还有待于更多的学者深入地研究，“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传播运作各层面上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传播与社会之间复杂完整的关系，使我们对于传播现象及其过程的认识更全面深刻，它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又不失科学性、深刻性，它提出的问题是独特而又富挑战性的。” 所以作为21世纪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传媒与社会性别”研究这一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