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将传播看作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库利在《社会组织》中的《传播》一章中为传播下了定义：“传播指的是人与人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中得到传递、在时间上得到保存的手段。它包括表情、态度和动作、声调、语言、文章、印刷品、铁路、电报以及空间和时间的其它最新成果。” 米德“提出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基础的原则，是包括他人参与在内的交流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他人在自我中出现，他人参与自我，通过他人而达到自我意识。这种参与通过人类所能实现的交流而成为可能”（米德，1962）。而帕克将传播限定为“一个社会心理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个过程，人们之间的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能够代替单纯心理和本能的秩序。” （罗杰斯，1997）如果说库利、米德的传播思想更宏观的话，那么帕克对传播的研究则是具体而微的。
帕克被称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罗杰斯，1997）。在大学期间,帕克有幸结识了当时还是年轻教师的哲学家约翰·杜威。“受杜威的影响，帕克对传播作为一种整合社会的力量的作用，对传播的手段——特别是报纸和电话——等问题有了终身的兴趣” （罗杰斯，1997）。帕克1887年毕业以后，在明尼阿波利斯、底特律、丹佛和纽约担任新闻记者。他是一个搞调查的记者和改革者。帕克通过报道来描述城市移民肮脏的生活区和隐藏在那里的犯罪。后来，杜威把帕克介绍给了著名的财经记者福兰克林·福特。福特对帕克未来的事业产生了很大影响。从那时起，帕克就对报刊与舆论的关系发生了兴趣。“就在……我是一个（报纸）记者和本地新闻编辑时，我开始了我的社会学研究。正是在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F·福特，他本人也是一个报人——的指导下，我第一次理解了社会调查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工具的意义和可能” （罗杰斯，1997）。
1898年，帕克辞去了报社的工作，开始了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学习。“我回到大学，……。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对传播学和集体行为有兴趣，并想知道这些大学对于传播会说些什么。” （罗杰斯，1997）1899年在哈佛获得硕士学位后, 帕克又去德国进一步深造。他到德国柏林大学去听社会学家西梅尔的课程。西梅尔一些关于传播的理论观点对帕克后来学术思想的形成有重大影响。有人研究了在帕克的作品和研究中可以发现西梅尔的如下观点：
1．社会作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由个体之间的传播所构成。
2．所有的人类传播代表着某种交流，这种交流对于所涉及的个体来说具有交互的效果。
3．传播在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不断改变的个体之间发生。
4．人类传播满足某些基本需要，诸如友情或侵略,或追求收入、教育或其他渴望达到的目标。
5．某些种类的传播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成为稳定的或固定的，因此代表着文化和社会结构。
帕克于1903年回到哈佛，一边完善自己的博士论文，一边在哲学系做助教。帕克在塔斯基吉协助B·T·华盛顿工作，“获得了对美国黑人问题的洞察”（罗杰斯，1997）。1910年，帕克与华盛顿一起去欧洲做了大量的调研，考察欧洲底层阶级人们的生活，最终出版了华盛顿的著作《最低层的人》。1914年，帕克开始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讲授“美国黑人”课程，课程完结之后他在社会学系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直到退休，他一直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帕克在芝加哥执教4门课：报纸、群体和公众、调查和美国黑人。
帕克一生中著作不多，1922年出版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是他唯一的著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欧洲移民来到美国。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普遍关心这些移民是否会忠诚于美国。帕克深入少数民族社区，对数10种外文报刊进行调查后，于1922年出版了关于移民报刊的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共四部分18章。第一部分“移民报刊的生存条件”，分四章介绍了移民报刊存在的原因、移民报刊的欧洲背景、移民报刊与同化及移民报刊带来的启示；第二部分“移民报刊的内容”分五章分析了广告、地方报刊的发展、都市报刊、都市报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及阶级斗争；第三部分“移民报刊的历史”分五章介绍了早期移民创办的报刊、后期的移民报刊、报刊对其移民状况的反映、报刊的生存斗争以及适者生存的结果；第四部分“报业控制”分四章讨论了对移民报纸的协会管理、政府干预和联盟控制等管理手段。通过研究，帕克发现意第绪语、波兰语、德语等报刊主要帮助近来的移民懂得如何在北美生存下来。很少有报刊鼓励对于原先祖国的忠诚。美国的外语报刊通过帮助它们的移民读者同化于美国文化，而逐渐地构成了它们自己的角色（罗杰斯，1997）。在这部著作中，帕克还提到了传播学一直到现在还在研究的论题：媒体内容怎样影响公众意见?大众媒体是怎么被公众意见所影响的?大众媒体是否能够带来社会改变?人际传播是怎样与大众传播进行联系的?
帕克还有一篇研究报纸历史的论文《报纸形成的历史》。在这篇文章中，帕克梳理了现代报纸发展的历史。舒德森（Schudson）将帕克对报纸的研究称作“一种自然史，一种无解的社会进化”（舒德森，1964）。他认为帕克错误地认为“最早的报纸不过是“‘闲言闲语’的机器”。但舒德森没指出帕克这样说是符合他自己的逻辑的。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研究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拥挤不堪的移民贫民窟里，诞生于乡村社区中的美国民主制能否有生存之地。” 在帕克看来，报纸是维系乡村民主的人际交流在现代城市的自然延伸和对应物，在“所有这些报导中，作者的以及报刊的动机，不管是否有意识，实际上都是尽可能地在城市环境中再现农村生活的情景。……乡村是民主的，我们的国家是个村民的国家，我们的制度、机构基本上都是乡村的制度、机构。在乡村，社会管理主要出自公共舆论和议论。” 他认为“报纸作为新闻的采集者和诠释者，它的作用就是社区的功能的某种发展，这种功能原来是由社区内部的人际交流及街谈巷议来完成的”。既然报纸可以在现代城市中承担维系民主的责任，再联系帕克对移民报纸研究中发现的报纸对促使移民同化到美国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老实说，现在的报纸已经差不多是办得最好不过的了” （帕克，1923）。
在试图探讨帕克经验研究路径的渊源时，我们可以探寻到这样的脉络。首先，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给了社会学决定性的推动：转向实地研究，转向了解城市和解决社会问题，转向非思辩社会学即行动社会学。“实用主义把有机体看作是实践的创造物，根据它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而定名”（乔纳森·H·特纳，1974）。按照安德鲁·雷克的观点，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的领导人把“实用主义变成了民主的社会哲学” （雷克，1964）。
其次，美国城市化发展的特殊时代的现实。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包括斯莫尔、米德和帕克都有在欧洲学习的经历，当他们返回美国时，面临着将欧洲源头的社会学研究本土化的问题。芝加哥是美国19世纪初的缩影，大量移民涌入，由乡村到城市化的发展。芝加哥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自然研究室，以便检验这样的社会问题：世纪之交，在美国新的城市环境中，美国民主制如何被调节、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罗杰斯，1997）。芝加哥学派强调参与移民和贫民窟的生活中，通过观察对社会问题提供认识。
再次，芝加哥学派同仁对帕克的影响。库利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就是通过在家中观察他的3个孩子进行的。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强调社会生活的象征性质，米德称交流原则“要求他人在自我中出现，他人参与自我，通过他人而达到自我意识。这种参与通过人类所能实现的交流而成为可能。”社会是通过个体的交流与相互作用得以可能的。这就要求“只有当研究者同样作为行动者参加他所研究的世界时，他才能接近这些秘密现象即行动者有意义的社会产品” （阿兰·库隆，1994）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斯莫尔“坚持要求去做实地调查和直接观察，而不是沉湎于坐在“安乐椅”里进行理论思考。在1894年他与乔治·文森特合作的一部著作中，“有两章是专门讲述社会学的经验论方法的。由于认识到居住条件对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所以他鼓励学生去观察他们生活的社区，去分析这个“小世界的镶嵌画”，去研究它们的历史，去画它们的环境图。另一方面，他还建议他的社会学系的同事们利用芝加哥城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场所。（阿兰·库隆，1994）
斯莫尔的学术功绩之一是强调社会学研究必须具有客观性。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不应以空谈为依据，而应以经验研究为依据。
最后，帕克的记者经历更是强化了其将经验研究作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主要研究方向。他认为“毕竟，社会学关注的问题与报社记者必然会得到大批第一手的问题有关……可以说，一个社会学家只不过是一个更准确的、更负责的和更科学的记者” （罗杰斯，1997）。在指导安德森进行关于流浪汉的研究时，帕克说“像一个新闻记者一样，只把你看到、听到和知道的事情写下来” （罗杰斯，1997）。
帕克把他的研究趋向也带到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大部分经验研究是在帕克的领导下进行的。在他的文章《城市》中，帕克自称相信用人种学的方法来研究城市社会关系的可能性，“人种学家博阿斯和洛伊用来研究北美印第安人风俗习惯和生活的长期耐心观察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芝加哥北区‘小意大利’居民的生活习惯、信仰、社会活动和一般观念，或说明纽约华盛顿广场或格林威治村居民更矫揉造作的风俗”（阿兰·库隆，1994）。帕克建议社会学研究使用各种观察方法，他还建议阅读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学习他们对自然状态下人的描述。罗杰斯称，帕克使芝加哥社会学系享有国际声望，铸造了一种新型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芝加哥社会学牢牢植根于资料，调查者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将调查访谈作为收集定量资料的一个有条理的工具（罗杰斯，1997）。帕克“后来坚决反对人们可以赋予社会学的人道主义现象”。（阿兰·库隆，1994）帕克这样描绘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的类别：“这一方法成为一个逻辑系统，对无所不在的社会机构的起源和作用进行公正的研究，并且，在本质上是将某种时政观点——米德和杜威已将其在（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普及化了——运用于社会和社会生活。” （罗杰斯，1997）
帕克虽然对传播的研究是从具体微观的传播手段——报纸入手的，但他的基点始终是将传播作为社会何以可能的基础，传播在帕克这里也是具有本体论的意味。虽然，从芝加哥学派到李普曼再到拉斯维尔，这种本体意味渐趋失落，定量的统计研究渐渐成了传播研究的主流，但经验研究的路径却一直余绪尚存。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上将解释学派与经验研究联系了起来，而参与观察也是传播研究一直在使用的方法。
参考书目：
罗杰斯（1997）：《传播学史》，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阿兰·库隆（1994）：《芝加哥学派》，郑文彬译，商务印书馆。
帕克、伯吉斯、麦肯齐等：《城市社会学》，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
米德（1962）：《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Robert E. Park(1922): 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 ,Harper &Brother Publishers,1922.
乔纳森·H·特纳（1974）：《现代西方社会学》，范伟达主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A·J·雷克：《乔治·赫伯特·米德选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雷克作序），196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