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社会学界普遍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所涌现出的学者群称之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以下简称芝加哥学派）。其实，该学派的研究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社会学领域，以帕克为代表的该学派成员就传播学提出了许多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但同样引人入胜的传播理论。然而，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自20世纪4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的经验传播学研究兴起以后，芝加哥学者们的观点似乎突然退出的历史的舞台，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他们的观点才又被传播学所重视：“尽管米德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大众传播学研究者们却直到70、80年代，才开始重视符号互动理论。因为米德将研究重点放在人际互动上而忽略了媒介，所以媒介理论家们很晚才认识到他的观点与媒介相关。”[1]然而笔者认为，芝加哥学派从来就没有真正退出过传播学的舞台，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技术的观点经过伊尼斯、麦克卢汉等学者的发展，最终建构了传播的技术主义范式。
芝加哥学派的技术主义观点
关于芝加哥学派对传播学的理论贡献，罗杰斯的分析是具有代表性的：
1．它使符号互动论概念化了，符号互动论是一种将传播置于人性如何形成和变化的中心的理论观点。
2．它认为大众传播是美国民主社会面临城市社会问题而生存下去的一个可能的手段。
3．它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行了关于电影对于儿童的影响的佩恩基金研究，这些研究为许多后来的传播效果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早期的模式。……[2]
应该说，罗杰斯的归纳是比较全面的，但他唯独忽视了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技术的重要阐述。的确，芝加哥学派主要的理论方向是符号互动论，主要的研究取向是经验与实证的研究，但其实，从其理想起源——杜威与库利那里，技术与社会进步的主题就一直是芝加哥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话题。正如切特罗姆指出的那样：“1980年代，三位美国思想家顾里、杜威、派克，率先开始全盘研究现代传播在社会过程中的影响力。他们每一位均赋予晚近传播科技的进步极大的重要性，也都把他们所见传播科技的意涵，置于他们的社会思想中心。他们三人不约而同地视现代传播媒介为重整美国道德和政治共识的主要代理者。”[3]
笔者认为，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技术的理论分析，具有两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方面，由于坚信没有传播就没有人与社会，芝加哥学派特别强调传播技术在促进人类心智进化与社会发展上的极端重要性。库利认为，传播技术对人的心智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分析说，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可以四处传播信息，也使我们能够进行更广泛更迅捷的讨论。同时，这些机制很明显使得解释生活和对实际情况做出合理判断的被组织起来的智能得到提高。”[4]这个观点也被以米德为代表的许多符号互动论者所接受。而帕克则更侧重于强调传播技术对社会用到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在论文《物理学与社会》中，帕克集中地阐述了技术的社会作用。他看到了物理学使传播的手段处于不断改进的状态，从而对社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写道：“传播显然是社会过程中根本的东西，因为物理学使传播手段的延伸和改进对社会的存在显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理性组织起来的社会形态即所谓文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
另一方面，由于坚信进化论思想，芝加哥学派对传播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表现出了相当高的乐观情绪。他们认为现代传媒技术对于时空的征服，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社区与社区的互动，使人类社会最终成为一个有机体，并实现彻底的民主和理想的沟通。库利分析说，现代社会的传媒有以下四种特性：能够表达各种观念和思想；可以长久保存记录不受时间限制；传递迅速不受空间限制；可以送抵每一阶层的人。[6]因此，他宣称：现代传播媒介可以把人从“时间和空间、粗暴和压制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7]帕克到了晚年依然相信：“促进或阻碍互动过程的，主要是物理上的原因，现在已逐渐被报纸、广播等新发明所克服。”[8]而米德则干脆宣称：传播技术的完善“使得所有人类个体都具有完善的社会智能，以致所有社会意义都同样反映在他们各自的个体意识中，以致任何一个个体的动作或姿态的意义（凭借他采取其他个体的社会态度对待自身并对待他们共同的社会目标或意图的能力，由他实现并表达在他的自我结构中的意义），对于对它们作出反应的任何一个个体来说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