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与徘徊：媒介环境与现实环境的矛盾统一
——对《故事会》文本的传媒社会学研究
闵思卿 王磊
内容摘要：《故事会》作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期刊之一，针对其特定的受众——中下层人群，通过各种手段和技巧营造给受众“贴近现实”的媒介环境，这种“现实”其实是故事唤醒受众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故事“含蓄”、“大胆”地揭露社会不公，所营造的媒介环境给受众疲惫、焦虑的内心一丝安抚。这一方面说明某种社会弊端的存在，同时也说明中下层群体情感、思想上的需求被主流媒体忽视，在虚拟环境中追求公平只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关键词：媒介环境 现实环境 受众 需求
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媒体产业也在飞速发展。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故事会》却始终稳居全国发行量前三甲。（参见附表1）以通俗易懂、亲切愉悦的风格赢得广大民众的认同。《故事会》往往对以某种社会现象为缩影的故事进行夸张离奇的构架并安排大快人心而又不切实际的结局，而大多数受众对这种媒介环境的人为性、虚拟性有着清醒认识，即带有批判性眼光，但却又心甘情愿地追随它、沉浸其中。那么媒介环境和现实环境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受众在媒介环境中获得了什么？抑或更确切地说，这一中下层读者群从《故事会》中得到哪些特别的需求满足以保持其对这份期刊的忠诚度，等等。就这些问题，笔者试图通过文本分析解构《故事会》所设置的媒介环境，以此展开深入研究。
一、 既有研究
在已往对《故事会》的研究中，有学者，尤其是国外学者，从文学的角度研究中国通俗文学。1985年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出版《今日中国民间文艺》特集，刊登了加藤千代撰写的有关中国新故事的论文，指出《故事会》是“用故事的形式开拓了空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研究员盖玛雅，有关中国当代通俗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用的资料也主要是《故事会》中的小说。（《故事会》杂志社，1999年，会议资料）另外，也有人通过《故事会》研究民间因素在官方意识形态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它和官方意识形态间存在的种种关联。 还有通过《故事会》研究编辑工作和故事理论结合的意义，及对《故事会》品牌的管理。 但是对《故事会》的内容、制作过程及其受众的研究并没有见到。
二、 理论方法
本次研究是在传媒“两个环境”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这一理论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曼在《舆论学》（1922）一书中提出的。在李普曼看来，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是现实环境，一是虚拟环境。前者，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而后者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
笔者以《故事会》2002年度的十二本期刊为研究样本，通过对《故事会》栏目设置（采用定量统计方法）、语言特色（采用枚举定性方法）、内容框架（将《故事会》的内容归类，挑选代表性故事分析，并结合社会大背景讨论）等的分析，解构《故事会》为其读者主体——中下层人群所特别营造的媒介环境，以此探究受众徘徊于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中的社会内在原因。
除了应用理论工具对文本解构以外，笔者还辅以150封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分析和对上海地区14位受众的深度访谈，从广度和深度上对受众研究。须指出的是，这种调查方式是会遭到质疑的，因为这只是读者群中的极小部分，不具有代表性。但基于诸多客观原因，只能暂且如此，这着实令人遗憾。不过笔者认为，身处在同一社会中的人们许多心理体验是具有同质性的，但正如前面所言，这只是辅助手段。最后，为了更好地把握媒介环境的制造，笔者还与《故事会》的副主编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杂志的制作流程。
三、 媒介环境的建构
媒介对受众产生影响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其制造的内容发生的，定期、大量、同质的内容为受众提供了一个虚拟环境，这个环境虽然与现实环境相区别，但它也成为大众生活中的一部分。这部分生活发生在人的精神层面中，但对现实生活也产生影响。在虚拟环境中受众很容易实现了他们在其它环境中难以满足或者无法满足的需求。但是虚拟环境也并非完全独立于现实环境的，它其实源自于现实环境、立足于现实环境，同时也是对现实环境的加工和生产，是虚拟环境的制造者对现实环境中的部分事件进行再加工，之后呈现到受众的眼前。对于一般人来说，虚拟环境同现实环境一样给人以“真”的感觉。“真”是一种主观感受，这种感受通过人的五官感觉甚至直觉形成，而媒体则是从现实环境中提取素材，经过加工，通过给受众提供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实现这种感受。因此，使大众相信虚拟环境中发生的事情和现实环境中的一样，并且让大众产生依赖感，完全依靠虚拟环境去体会现实环境。
四、 《故事会》概况及其栏目统计
就《故事会》而言，它为月刊发行，每期的文本为一百页。笔者统计了2002年全年《故事会》的栏目结构及其所占总页面的比重。（参见附表2）表中第一行中编号代表的栏目名称。最左栏表示杂志期刊号。“总计”是指该栏目在全年《故事会》中总页面数的绝对值，“比率”是指该栏目总页面数占全年《故事会》总页面数的相对值。
统计显示：
1、 《故事会》中，故事部分占总文本的86.7%，广告占10.8%、封面和其它占2.5%。平均每期有16.2个故事栏目，每个栏目平均占文本的5.35%。
2、 故事栏目页面数比重高于平均值（5.35%）的从大到小依次为：“当代写实故事”（16.1%）、“中篇故事”（14.4%）、“百姓话题”（10.6%）、“幽默世界”（7.13%）。其总量占总页面数的48.23%
3、 每期出现的栏目有10个：“笑话”、“百姓话题”、“名人讲故事”、“我的故事”、“3分钟典藏故事”、“当代写实故事”、“东方夜谈”、“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幽默世界”、“中篇故事”。另2个“民间故事金库”和“智慧小屋”在十二期中分别只有一期没有出现。这12个栏目总页面数占全部页面数的73.5%。
4、 “谈古说今”、“故事传递”、“哲理故事”在最近四期内没有出现，在前八期中也分别仅出现三次、五次、三次。“情感故事”、“情节聚焦”、“发财金匣子”在最近七期内至少出现六次，而在前五期中没有一期出现。
5、 将“比率”中属于故事栏目的25个数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得到Q25=4.00%，Q50=2.04%，Q75=0.67%，四分互差Q=Q75-Q25=4.00%-0.67%
五、 《故事会》媒介环境的建构
以上是由统计反映的文本结构的特征，与《故事会》内容相结合，笔者认为《故事会》在建构媒介环境时有着区别于其它媒体的显著特征，而这又是由其特定受众对象决定的，包括他们的社会地位、认知能力、内心体验等。《故事会》通过精心的栏目设置、口语化表达、内容构架给予受众前所未有的亲切感，文本解读是一种平行的、探讨式的交流。《故事会》建构的媒介环境是与现实环境相联系，来自现实，但又不是现实，模糊的空间给予这些中下层人群以寻求“快感”的自由。在主流传媒中他们的声音是微乎甚微的，可与《故事会》，他们产生了“共鸣”，尽管对其仍是质疑的、批判的。对《故事会》媒介环境的尴尬依赖，势必决定了这一中下层人群将在现实环境与媒介环境中长期的迷茫与徘徊。
5.1、 栏目名称：故事的符号化使受众方便寻找自己喜欢的故事类型
统计显示《故事会》2002年共出现25个栏目，平均每期出现16.2个栏目。这25个栏目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故事会》的生产者将用韵律化、口语化的文字概括出每个栏目的标语。以下列举了部分栏目的标语：
笑话：笑口常开，轻松一刻
幽默世界：滑稽幽默，针砭时弊
百姓话题：说大事、小事、普通人身边的事，讲闲话、实话、老百姓的心里话
名人讲故事：百花齐放，大家风采
我的故事：敞开心扉，诉说真情
3分钟典藏故事：沧海拾贝，人生百味
中国新传说：大千世界，众生百相
东方夜谈：夸张离奇，事出有因
外国文学鉴赏：世界之窗，精品共赏
民间故事金库：口耳相传，源远流长
情感故事：心灵特区，温馨港湾
韵律化、口语化的语言特色同时也贯穿于整个《故事会》的文本中，是吸引受众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它的分析将结合讲故事的语言在稍后进行。栏目丰富的优点在于通过不同类型的故事可以在被定位的受众人群中，迎合尽可能多的人的兴趣，满足大众媒介与生俱来的使命。
将故事进行分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将故事符号化。《故事会》中故事类型多样、题材丰富，背景涉及古今中外。因此，为了将具有不同属性的故事整合，出现对故事的分栏归类。划分的过程就是故事被符号化的过程，栏目的名称成为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故事的符号。例如“百姓话题”这个栏目，栏目模拟了现实的情景，诸如浴室、饭局或办公室等，这种地方是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微弱的公共领域。另外，这档栏目更营造谈话气氛，讲故事的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将话题展开。这些特征与现实世界中人们通常谈论某个议题时的环境、方式类似。 因此“百姓话题”作为一个符具，指代的是一些具有共性的故事和谈话发生的氛围，指代的内容即为符指，而标语则是符号与符指之间的阐释。因此，“百姓话题”这类故事背后的内涵之一就是体现老百姓日常生活聊天的特点。
这种将故事符号化带来的结果是双赢的，就生产者而言，有利于故事的整合以及杂志风格的建立和管理；对受众而言，则是方便寻找自己喜欢的故事类型。
5.2、 短小篇幅、简单情节：满足受众对轻松、休闲的需求
由统计的第5点得到的四分互差Q=Q75-Q25=4.00%-0.67%，一本杂志以一百页、每个栏目一个故事计算，也就是有一半的故事所占篇幅在4页至0.67页之间。而中位值Q50=2.04%则说明在故事的页面数中，数量处于最中间位置的故事叶面数为2.04页。很明显，整本杂志以短小的故事为主，这种构成使受众在短时间内即可读完一个故事，增强了杂志的适应能力，不但可以在长时间休息时阅读，即使在短暂的休息时间中也可以完整的阅读几个故事。
韩先生，男，72岁，94年开始看《故事会》。他说：“平时晚上看好新闻，时间还早，我就看看《故事会》，作为消遣。内容不长，语言很通顺，蛮适合我们老年人的，我们街道里有十几个老人看《故事会》，大家有时候聚在一起也会谈谈。”
另一方面，《故事会》的编辑给杂志的定位是“具有高中学历的农村和城镇里喜爱读故事的人”。这部分人群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由于工作、生活中经常要面对的巨大精神压力，他们不爱好也不能承受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而《故事会》的主要功能在于娱乐。所以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故事会》需要简单的故事。另外有受众说：“《故事会》看完就忘了，不会再去想的。”正是说明了《故事会》满足了受众对轻松、休闲的需求。
5.3、 口语化：缝隙中刺激受众写入自己的意义
人们阅读分为译码和解读两种，“解码使用他人的术语来阅读他人的语言，解读则是把自己的口语和方言文化使用于书写成文字的书面化的过程”。（约翰?费斯克，2001年，P132）对于《故事会》的阅读属于后一个过程，它使用自己的口语和方言文化，因此解读强调特定的语言和特定的语境之间的关系。《故事会》的目的是让故事在受众阅读之后流传于社会上，所以他就要使语言系统口语化以适应于社会环境的关系。“解读强调的是言语而非语言，是实践而非结构。”（约翰?费斯克，2001年，P133）
《故事会》的文本中充满了空隙，刺激着受众写入自己的意义、建构自己的文化，这种文本被称作为“生产式文本”。它留给受众的空间其一在语言上，其二在读完故事时引起的联想。极为口语化的语言，“话说，且听我慢慢道来，我给大家讲个事”等表述形式使受众在阅读时能感到一个“他者”的存在，受众会假想一种氛围，阅读过程似乎已不再是纯粹的个体行为，而是“说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间的互动。这种由文本文字符号所带来的特定的“快感”便是许多受众在阅读时感到十分轻松和舒适的原因，因为他们不再是“孤独”的。
《故事会》的口语化表现为对熟语、民谣、顺口溜、打油诗等通俗、有亲密感语言的应用。这些语言来自于民间，一些甚至极为贴近受众生活，受众对这些语言意义具备共享知识，有亲密感的语言使得文本和在社会上流传所要求的情景相适应。以下就这些口语化举些实例：
李阿根虽然气恼村主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但也知道一旦挂了黑牌，那可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2001.2 “当代写实故事” 《李阿根找爹》）
老师备课拿书本，想到家长的储蓄本；老师上门来家访，专找经理董事长；只要老爸肯赞助，儿子准能当干部。（2002.11 “百姓话题” 《说段顺口溜》）
要想换口味，多开各样会；要想多喝酒，基层走一走。（2002.4 “当代写实故事” 《饭局》）
三个例子均是存在于现实社会中为百姓所关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受众在阅读时所获得的是对内容意义进行解构的快感。《故事会》的“议程设定”，即根据社会变化而特别强调某些话题，吸引了更多读者的注意并在他们内心产生某种共鸣。而这种以民间话语形式，或是幽默、或是调侃，大大区别于生活、工作中的正式用语，使受众获得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受众由此宣泄了生活中积压的不满情绪，尽管只是借他人之口。同时，在解构内容的过程中，受众社会经历的被唤起和想象力的被激发也满足了他们阅读时的需求。
5.4、 “贴近现实”：联想迎合受众口味，刺激受众对社会的不满
通过分析，笔者发现《故事会》中的故事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对权势者的讽刺，对不顾一切追求欲望的人的讽刺以及对人性与良知的呼唤。这三种类型普存于《故事会》的每一期文本中。（具体内容摘要参见附录）
在对权势者的讽刺中，主人公选择为人们熟悉的基层领导，诸如局长、县长、经理，故事对他们的丑陋形象的讽刺入木三分，又以浅显幽默的方式呈现在受众的面前。故事刺激了受众脑中对权势者的既有印象，所以是“现实”的。其背后的社会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的“官德”存在的问题。《故事会》的受众往往处于弱势，虽然知道自己身边的权势者做了些什么，但也无可奈何。《故事会》以一种非正式的、故事化、娱乐化的形式在公共领域里辟出一条缝隙，对权势者的形象进行主流媒体中没有或者少有，但又贴近受众地刻画，给受众提供了一个不满情绪的发泄渠道，当然《故事会》是将其推至极端化了。
工女士，女，中学语文教师。“这本杂志很好，结合当代的东西非常多，常常会讽刺贪官和反映老百姓的生活实际。很真实，揭露社会又很深刻。”
如果说第一类故事是对受众的领导做的刻画，那么对不顾一切追求欲望的人的讽刺则更是对与受众同质的对象的讽刺。这类故事中，主人公换成普通百姓，费尽心思追求金钱和权势。故事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说教式的道德教育崩溃。七八十年代的“理想危机”、“信仰危机”，“到90年代，市场经济的世俗潮流一来，恰好以物欲填补了这一精神上的空白点，对物质、金钱、欲望的迷恋沉醉彻底取代了以往的崇高理想、信念。”（刘智峰，2001年，P16）《故事会》所建构的媒介环境成为受众暂时逃离现实，回复平和心态的场所。
对人性与良知的呼唤故事颂扬的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第八期的《诚信，哪天回到我们的身边》说的拾金者千里迢迢物归失主的精神境界是崇高的，但失主对其却是提防的、谨慎的。现今的“陌生人社会”匿名性使偶然因素不断增强，人们逐渐穿起厚厚铠甲保护自己。现实的社会体验使受众对这些故事的相信度急剧下降。但这类故事存在着，是对人类良知、道德的呼唤，给受众的心灵多少带来一些宽慰。这类对于良知的呼唤是把道德水平降低到底线的人性层面，不论在理想主义还是金钱至上的时候，都可以满足受众的需求，也是对公共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提出理想。
综上，笔者认为，受众所谓的“贴近现实”中的“现实”并非是真正的现实环境，而是受众认识的有限的社会现象在大脑中的反映，是故事刺激诱发出的联想。而受众认为的经常在生活中可以碰到的事情，并不是指杂志文本中描述的故事，而是故事在受众的大脑的映射之后唤醒的对现实社会不满，这种不满的感觉是真实的并且是受众亲身经历的。受众理解的“贴近现实”是因为《故事会》建构的虚拟环境与现实环境相联系，它是把现实环境中一些主流媒体带有明显意识形态的报道以故事化、娱乐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再聚合、放大，呈现在受众面前。故事以现实环境为基础，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社会的部分现象，而这些现象对所有受众群体来说，是他们每天面对，而且生活其中的，那么以单一受众来说，以群体的不满心理为基础，使受众对每个故事都产生“贴近现实”的联想。《故事会》的媒介环境通过转喻的方式，唤起受众对现实环境不满的感觉。当这些不满不能通过解决问题发泄时，就被转移到其它方面发泄，例如用文字进行针砭时弊。在讽刺对社会的不满的时候，原本受到压抑的情绪被释放出来，使得受众产生阅读的快感，追求发泄才是受众所需求的。
5.5、 “惩恶扬善”的结局：安抚受众追求公平的心灵
“惩恶扬善”的故事结局是《故事会》所建构的媒介环境的又一特点。《故事会》一方面用自己的方式讽刺权势者和贪婪的人，已达到“贴近现实”的效果。同时又给这些故事续上“不现实”的结局，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追求公平的结局有意识的与现实冲突，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受众感受到心灵上的安抚：
戴同学，女，初二学生，从2000年开始读《故事会》。她说：“我喜欢故事里惩恶扬善的结局，否则坏人获胜心里会有一股气给憋住了似的，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结局。”
现实世界的冷漠、麻木，道德世界的滑坡，变质的官德刺激了受众对权势者和贪婪者的讽刺，但是讽刺归根结蒂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在无法改变现实的情况时，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在虚拟环境中解决问题，获得心灵上的宽慰。《故事会》以说故事的形式“含蓄”而又“大胆”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公，宣泄人们压抑的不满，给心灵以宽慰，轻而易举地满足了受众的需求。需指出的是，有些媒体也可提供类似需求，但它们的定位并非是中下层群体，诸如《南方周末》。
《故事会》作为一个媒体，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但它同主流的意识形态相比，并没有强制性，为了使受众回到私人领域，不再受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制，《故事会》追求公平、宣扬惩恶扬善，退让到最基本的人性制作传媒，在任何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盛行的形势下才有生存的空间。人性价值有意识地拒绝社会层面，尤其回避政治，也就在更广大的基础上吸引受众的目光，也是在庞杂的大众中最能被大多数受众所接受的价值观念。
六、 《故事会》现象的现实意义
单纯研究《故事会》文本的话价值有限，杂志的畅销反映了一些客观的现实社会问题。首先，中国销量最大的《故事会》销售近400万册，再加上传阅的人数，说明有相当大的读者群接触《故事会》。在这巨大的数字的背后意味着有广泛的受众认同《故事会》的虚拟环境，而前文已经充分论述了《故事会》建构的虚拟环境以及使用的方法和产生的结果。虽然不能说《故事会》是批判社会的代言人，也不能说《故事会》对受众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至少说明社会中下层群体认同当代社会中存有严重的贪污腐败、人性沦丧的现象，是从侧面表现出受众对现实社会的失望和不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故事会》在读者中充当的是安全阀的作用，释放社会压力。但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终究治标不治本，重塑现实社会的“官德”，尽快建立、完善新的社会秩序才是人们的真正的要求。
另外，《故事会》作为非主流媒体，只能通过故事化、娱乐化的方法给中下层群体的心灵进行安抚，其实履行的是一种人文关怀的功能。这种通过故事、娱乐的方式安抚心灵并非不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表现的是中下层群体在现实社会没有多少可供选择进行利益诉求的渠道，不能发泄心中不满。真正对他们情感上、思想上的需求并没有从主流媒体中得到重视，在《故事会》的虚拟环境中追求公平也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就当代中国而言，社会分层仍然是金字塔形，金字塔的底部仍然占据总数的绝对多数，即使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多、财富不大、地位不高，但是主流媒体仍然不能忽视对这绝大部分人群的人文关怀，必须真正去了解他们的需求，真正的关心他们，不仅是从物质上，更是从思想上的去关心，为他们在主流社会中成为维护自己利益的一支声音。
七、 结论
7.1、媒体必须明确定位各自特定的接受对象，并根据受众的趣味、兴趣和价值观念将自己的受众概念化，以特有的方式满足他们的需求。
7.2、大众文化从日常生活提取素材，简洁的方式便于对受众传播，这便是为什么大众文化能以迅猛之势扩张，并深深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
7.3、阅读“生产者”式的文本是一个重新构建文本的过程。人们不是内在地理解文本的意义，而是外在地赋予文本以意义，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众自身的知识储备、社会经历和即时的情境。
7.4、《故事会》的“议程设定”偏好当下最重要的社会冲突，通过构架故事的特殊技巧，《故事会》中所涉及的现实的社会冲突是已被简单化、娱乐化了的，以至它们不会成为批判社会的代言人，更不会形成对社会的威胁。故事中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表现在个体采取的行动上，而非改变社会问题的社会结构性根源。
7.5、《故事会》的畅销反映现实中人们对社会的诸多不满和急切的愿望。这也就是《故事会》畅销的背后最重要的社会原因，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论如何，它是相当数量中下层群体的广泛愿望。
7.6、在当今社会，物质条件已经进步许多，人们更加需要的是一种人文关怀。《故事会》中的惩恶扬善其实就是诉求公平的一种表现，但是问题的解决不能靠着安全阀的方式，而需要从问题的结构性根源去解决。但在这种解决暂时无法实现时，通过多种渠道给大众以人文关怀又显现的十分重要。
7.7、本次研究针对《故事会》文本做了分析，但传媒包括一个复杂意义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全过程。因此研究不能停留在只从文本上进行，还应包括对于传媒内容的生产过程和受众的研究。只有有机的考察传媒发生影响的全过程才能对传媒进行把握，了解传媒是怎样影响人们态度和行为的，这些工作则是日后的研究所需要注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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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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