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媒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传播责任
首先，传媒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传播责任源自各种传播媒体在当今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其次，传媒具有强大的社会教化功能和舆论导向功能。传媒的传播不是自然主义或无功利的传播，其阶级属性决定了传媒是特定社会群体的代言人。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传媒的规范、引导作用
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传媒的规范、引导作用首先体现在督促传媒业者的道德自省上。传媒业者深刻体会“八荣八耻”，使其成为从事传媒工作的动机、意图和目的，也就能时时进行道德自省。“八荣八耻”所能营造的社会舆论，所能培养的社会习惯，以及它的教育、引导力量，都是与法纪能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它能够促进作为他律性规范的法纪转化为人的道德自律。
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传媒的第二个规范、引导作用体现在对媒体道德的明晰上。“八荣八耻”的提出，从正反两方面对道德观念作出十六条的界定，使传媒界找到了一个既有广泛适用性，又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道德是非标准。
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传媒的第三个规范、引导作用体现在对媒体社会监督功能的维护上。社会主义荣辱观在保障媒体监督方面的作用在于它能不断提醒传媒业者遵守职业操守，提高社会责任感素养，增进传媒的自主性和独立意识，给传媒业者以胆识与力量，让所有的“棒”都可以挥向所有“该打之虎”。
最后，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传媒的民主表达也有规范、引导作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正可以作为中国传媒需要的底线，用以保障主流价值观念不被消解，不被亵渎。
社会主义荣辱观
对媒体素养建构主体的影响与作用
媒体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体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体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是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表现出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思辨能力以及创造和制作能力。它和科学素养一样，已经成为现代公民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而媒体素养建构主体一般又分为三个层次：媒体机构、社会组织和广大受众。
一、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增强大众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只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实际工作中大力倡导、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并进一步遵循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才能肩负起时代重任。
二、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提高广大受众的信息辨识能力
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能通过积极引导人们明确是非、善恶、美丑，形成正确的自我评价，树立正确的行为导向。同时，社会主义荣辱观采取了肯定与否定、褒扬与贬斥两两相对的形式，不仅旗帜鲜明，而且也是引导广大受众掌握正确的荣辱观、抵制错误荣辱观的一个有效方式。
三、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加大社会组织对媒体素养的参与力度
社会组织作为媒体素养建构体系的环境主体，一般可以分为政府、教育科研机构和民间团体。牢固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社会组织加大对媒体机构的参与、监督和指导力度，并和媒体机构交互作用，产生合力，形成一个网络状的立体环境，通过整个社会的全力配合，为媒体素养的建构提供一个可能的现实环境。
国家信息安全与广电的社会文化责任
加强中国民族文化安全和信仰研究，防止主流文化解构，是中国现阶段最大的风险问题。这种文化风险和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就其系统内部而言主要来自文化信仰失落，即政治信仰“冷漠化”，民族信仰“极端化”，个人信仰“非社会化”和社会信仰“金钱化”。可见，在复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构建道德权威的艰巨任务中，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肩负重大的历史文化重任。
从宏观上看，传媒要将加强民族文化信仰列为当前新闻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民族文化复兴为己任。
首先，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加强民族文化信仰教育，其中尤以国情、国史、国学教育为核心内容。
其次，强化文化安全意识，加强政治文化认同教育。
第三，强化国家政权安全意识。中国现代化需要几代人的良好经济发展软环境的保障，新闻媒体应为此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从微观上考察，第一，政治传播领域：广播电视工作者要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诸多复杂难题，维护和保持国家、民族团结与统一的良好的舆论环境。
第二，经济报道领域。体现并发挥广播电视媒体作为国家思想机器的角色与作用。
第三，文化复兴与道德权威领域：我国传媒作为国家和民族“软力量”的主要载体和文化信源，肩负着极其重要的文化和历史重任。中国和平发展，必然要求中华文明全面复兴，并在全球化语境中展开文明对话。这是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肩负的历史文化责任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