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社会学的发端与研究传统
一、相关概念及学科关系的厘清
1、概念厘清
①传播(communication)
②媒介(media)
③大众传播媒介(mass media)：也称“大众媒介”或“大众传媒”。
社会学是着眼于社会群体的一门社会科学，传媒社会学的关注点显然不是物理形态的传播媒介，而是广大受众共享的大众传媒。围绕大众传媒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包括媒介的各种社会影响、传媒与政治、传媒与经济、传媒与文化等，是传媒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2、学科关系
从学科基础来看，社会学作为母体之一，和许多其它学科一起，共同滋生了传播学，社会学是传播学的“哺育者”。传播学自孕育形成起，融合了许多学科的思维与方法，并逐渐发展出独立的概念体系、研究框架。但是，在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学母体对它的影响一直存在，“哺育”的过程从未中断；与此同时，它从其他学科吸收来的营养以及它自身的学科特色也“反哺”了社会学。就在这“哺育”和“反哺”的过程中，传媒社会学日渐形成。
二、早期研究先驱
既然传媒社会学是在社会学与传播学的“哺育”和“反哺”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那么，发掘传媒社会学的早期研究先驱，就需要从传播学的孕育阶段中找寻母体学科社会学的痕迹。一般认为传播学的较为直接的学科思想先驱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的四位代表人物，即杜威(John Dewy)、库利(Charles Cooley)、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帕克(Robert Park)，以及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er)，还有一位优秀的记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因为他在20世纪初，出版了他的名作《公众舆论》，为后来的传播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从这里可以发现，传媒社会学的早期先驱人物就是那些对传媒有一定关注与研究、启迪了传播学的学科思想的社会学家。
三、主要奠基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传播学有巨大的影响，1930年左右，由于希特勒上台，大批知识分子从欧洲迁入美国，学术思想跨越大西洋的步伐因而大大加快。在这个过程中，开创传播学领域的学者联结成了一个密集的网络，其中涌现出传播学的四位奠基人物：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卡尔·I. 霍夫兰(Carl Iver Hovland)和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除霍夫兰（实验心理学家）之外，其他三位都有深厚的社会学学科背景，因此他们对传播学领域的贡献，也奠定了他们在传媒社会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四、传媒社会学研究的几大传统
在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着几大经典传统，尽管诸多学者对此表述不一，但仍有脉络可循。在传播学领域，各种理论同样也盘根错节，许多学者力图对此进行化约，并提出了传播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一是经验学派，二是批判学派。也有学者提出第三大基础学派——技术学派，它着眼于媒介机器与人的交流设计，关注不同媒介之间对社会影响的比较和新媒介对社会影响的前瞻研究。
其实，社会科学领域有不少研究者从事理论规范的疏理工作。早在1968年，哈贝马斯就在《认识和兴趣》一书中，基于实践的观点，发展出三种类型知识：经验 -分析科学(empircal-analytical science），历史-解释性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 science)，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critically oriented science)。依循这条思路，我们可以将传媒社会学领域中的理论知识区分为三种类型：实证性理论、解释性理论、批判性理论。
（一） 实证主义传统
当代主流传播研究(mainstream communication studies)始于二战时期，此时实证主义思潮在美国正处于巅峰阶段。这一社会科学研究思潮深深地影响到传媒社会学的研究，实证研究传统由此生长并逐渐繁荣起来。1927年，拉斯韦尔发表了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50年他与开普兰(Abraham Kaplan)合著的《权力与社会》一书中，将权力定义为“一种过程：可以实验的方法观察其行为”，这正是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霍夫兰 (Carl Hovland)所领导的军队士气研究亦遵循这一研究路径，他推广并完善了控制实验法在传播学领域的应用。
在实证主义研究传统中，有三种常用方法：调查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
（二）人文主义传统
传媒社会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强调传播信息对于个体的主观意义，其核心问题是：在理解和阅读的过程中，到底谁的意志占主导？是受众还是传播者？一般采用民族志、案例分析法与新闻话语分析等方法。
（三）批判主义传统
1、法兰克福学派
传媒社会学中的批判主义传统实际是众多具有社会批判意向的传媒学派的总称，他们主要活跃在欧洲学术界，所以通常又被称为欧洲学派。批判学派最初和最大代表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概括而言，批判学派主要着力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尽管批判重点不同，但它们都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始终紧扣“控制”的命题——“谁控制传播”“为什么控制”“为谁的利益而控制”。时至今日，一些批判学派的成员仍然继续研究这这些有关大众传媒机构的所有权和控制问题。
⑴、意识形态批判
⑵、工具理性批判
⑶、文化工业批判
⑷、政治经济学批判
2、女性主义
3、文化帝国主义
4、后现代主义
五、技术学派及相关理论——从媒介出发
传媒社会学致力于研究传媒与社会的主要特征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都具有共同的“媒介中心”要素，将社会变迁的潜力集中在特定的传播科技上，而将其他的变量置于次要的位置，这被称为“传播科技决定论”。科技决定论学者通常倾向于用新技术的发明去区分不同的历史阶段。一般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四个大的媒介演变阶段，其标志性媒介分别是：语言（口头）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①]在传播学领域，技术学派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研究力量，以下要介绍的就是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及学者对新兴媒介——网络的关注与研究。
1、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
代表作《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偏倚性》(Communication Bias)中，他指出，文明的兴起、衰落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一切文明都是靠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而存在的，而任何媒介都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偏倚性，可以分为以时间为重点和以空间为重点的媒介。英尼斯的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是分析媒介与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英尼斯将媒介研究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对媒介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的作用提出批判，抨击知识的机械化倾向。他还开创了新的研究传统和研究领域，改变了过去以信息内容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开拓了媒介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关系研究的新领域。他认为传媒的性质会对社会的形塑产生很大的影响。
2、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麦克卢汉是加拿大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大众传媒研究的一代名家。60年代他致力于传媒研究，相继出版了《古登堡群英》（1962）、《理解媒介》（1964）、《媒介即讯息》（1967）和抽画版《媒介是按摩、是逆风》（1967）等书。[②]《媒介即讯息》是麦克卢汉的重要著作之一，“媒介即讯息”是他的媒介理论的中心论点。麦克卢汉借用其老师英尼斯关于媒介偏倚性的观点中的某些成分，提出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论点。他认为，新的电子媒介延伸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打破了旧的时空概念，“使人们重新体验部落化社会中村庄式的接触交流”，整个世界似乎浓缩成了 “地球村”(global village)。
3、网络传播研究概观
互联网正在改变日常生活的形态，也就是说模糊了全球性和地方性之间的界限，为沟通与互动提供了新的途径，并且使越来越多的日常工作可以在网上完成。关于互联网对社会互动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互联网对人类互动具有积极作用，互联网扩大和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网络。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持有这种乐观态度。如果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网上交流或者在网络空间处理日常工作，就可能会减少在物质世界里与其他人互动的时间。
约翰·汤普逊(John Thompson)分析了传媒与工业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传媒从早期的印刷形式到现在的电子通信，一直在现代社会体制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传媒理论以他的三种互动类型的区分为基础：一种是面对面的互动(face-to-face interaction)，比如人们在聚会上的谈话。在第二种是中介式互动(mediated interaction)，即以报纸、电子链接、电子脉冲等传媒技术为中介的互动。第三种类型的互动是中介式准互动(mediated quasi-interaction)。它是指由大众传媒孕育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互动也能超越时空，但它并不直接将各个个体联结起来，所以用“准互动” 这个词来描述其特点。
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的崛起》：“麦克卢汉星系”，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作为强制性的单向沟通体系，人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者，成为媒介摆布的工具。网络传播给人们时空观念带来的裂变。在网络社会中，空间可以区分为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与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流动空间已经取代传统的地方空间成为“支配性的空间逻辑”。
威廉·J·米切尔在《比特之城》：网络促进了政治民主。但也有学者依据福柯的权力监控理论，描绘出一幅大相径庭的图景。福柯视社会为一个巨大的环形监狱，掌权者在其中对其他人实施监视，而臣民意识到自己处于经常的监视之下，如果越出界限，结局将是惩罚。受其启发，有学者认识到：随着电脑数据库的发展，一种新的话语/实践便在社会场中运作，这时，社会场将成为一个超级全景监视，数据库就如同塔楼上的狱警，它不断地通过各种信息，监视着被它们收入数据库中的个人和群体，从而重新构建了社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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