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我教书的城市与父母所在的城市相隔60多公里，周末的时候常常乘火车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那时的火车还没有“提速”的说法，60公里的路程要跑上近两个小时，遇上晚点，时间还要长些。车厢里多是木条硬座，封闭也不好，冬天下雪的时候雪花就会飞到窗子里边。好在那时的火车上人也不多，同车的多是两地求学的男女大学生，夜色中上了火车，便随即打开一本自带的什么书，在昏黄的灯光下潜心阅读起来，车厢似乎成了一间阅览室，凄清而静谧，那情景如今回忆起来，真如梦幻一般。时过30年后再乘火车，景象已迥然不同。与30年前相比，车厢里豪华了许多，也舒适了许多，速度更是加快了许多；同时也拥挤了许多、喧闹了许多。比如，车厢已经成了广告世界，不但墙壁上有固定的广告招贴，座椅的靠背上、茶几的衬垫上、卧铺的床单上也都印满了广告话语。车厢里的播音员在报站名时还要顺便为这个城镇加播许多广告性的介绍，车厢似乎已经变成闹市。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车厢里再也见不到捧着书本的人。倒几乎是人手一机（移动电话），随着音色、声调各不相同的铃声，是数不请的拇指在频频扣动。世道真是变了，大变了。 仅从传播媒介的角度看，电子技术产品取代了千百年来的纸本印刷，那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变化的显然不仅仅是传播媒介，同时还有我们的生活节奏、生活氛围、生活情调、生活理想，变化的还有我们的知觉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记忆方式，以及我们的价值观念和生存的意义。说到底，是我们置身其中的时代和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一切变化当然不能全部归之于传媒，但却全都与传媒有关。正如大卫•阿什德（D.L.Altheide）指出的：“在我们的时代，身份、个人经历、信誉以及诺言都被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所触及。信息技术已经影响到了下面所列的事项，并且经常改变它们之间原有的特性和联系：工作、吃、睡、爱、记忆、游戏、战斗、学习、研究，当然还有写作。”这也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高度概括的：“电子媒介构成了文化、价值和态度的全局的、几乎是刹那间发生的转换。”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装备下，传媒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近乎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切实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人类自身的生存状况乃至地球生态系统的运转。但是，正如我国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说过的：仅仅靠力量，人类并不能够解放自己，甚至人类取得的力量有多大，人类就有可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成为那种力量的奴隶。他的意思是说，随着力量的不断积累，往往会产生不断膨胀的追求力量的欲望，甚至超过生存需要的界限，结果这种力量反倒会成为奴役人类自身的力量。人类其实是不能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的，人类社会也不会遵照人类的一相情愿总是突飞猛进。人类应当学会在自然、社会、技术和人类心灵之间寻求平衡、和谐、健康的发展，那么，这就需要一种大智慧，一种生态智慧。对待现代传播媒介拥有的、以及开始释放的巨大力量也应如此，传媒界不仅应当拥有自己的“高、精、尖”的工程技术人士，更应当拥有自己的“人文知识分子”，拥有自己的“思想家”、“教育家”。在我看来，徐国源先生与青年学者谷鹏的这部《当代传媒生态学》，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诞生的。
生态学原本属于生物科学中的一个小小分支，自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地球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随着启蒙理性的偏执日益彰显，随着人们对于现代社会反思的深入开展，生态学整体的、有机系统的哲学内涵渐渐显示出它的活力与优势，生态学的理念与原则渐渐延伸到社会生活、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半个多世纪来，生态学已经确凿地展现出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乃至其他人文学科渗透扩展的轨迹，生态学者的目光也渐渐由自然生态扩展到人类的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层面上来。所谓“生态学”，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它已经衍化为一种观点，一种统摄了自然与社会、生命与环境、物质与文化的观点，一种新型的世界观。以生态学的尺度审视传统学科、以生态学的观念重构新的学科，已成为当前世界文化、或曰后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一种激动人心的景观。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一书的问世，无疑为这一景观增添了一笔浓重、绚丽的色彩。
“传媒”与“生态”，原本就拥有天然的联系。因为，如果说传媒的核心是“信息”的话，而“信息”则与“物质”和“能量”一样，同为任何一个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如果在以往的社会中，人们更为看重的是物质和能量，如粮食、钢铁、煤炭；那么在今后的社会中，信息对于维护人类社会的和谐进步、地球生态的稳定安全将越来越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传媒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不但是必要的，还将注定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传媒生态学的研究与学科建设虽然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需求，但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目前对于传媒生态学的研究都还刚刚起步不久，都还处于开拓、探索的阶段。因此，这部专著的出版，将会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我看来，这部书起码拥有这样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它系统地收集、整理了国内外关于传媒生态的最新讯息及相关资料，对该学科的基本概念、主要范畴进行了细致周到的界定与阐释，对该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价值进行了深入务实的探讨。这些，都是构建一门学科时的基础工作，它将会为准备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读者提供必要的知识与一条相应便捷的途径；其二，本书在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时却时时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努力促使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以及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即所谓“草根文化”）的交流融会。这应当是徐国源先生多年来的一贯主张，他在他的《草根传播与乡村记忆》一书中就曾强烈地表白过“传播学研究应当中国化、本土化”的立场，他本人早年从事民俗与民间文艺调查研究的实践，也为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这一学术优势，在本书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我看来，一个中国学者能够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是尤其可贵的。这还不仅涉及一个学者的民族感情与民族自信心，同时，这更符合传媒生态学学科建设的实际。因为，中国的传统哲学或曰传统文化思想，其核心就是一种自然哲学、生态精神。因此，当自然问题日渐成为全人类关注的最大课题，当生态知识日渐成为当代社会的基础知识体系，当生态观念日渐成为当代人们整体性的哲学观念时，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学术交流实际上已经在暗暗发生某些结构性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包括中国民间的传统文化思想蕴涵，完全有可能为包括“传媒生态学”建设在内的世界生态文化运动做出更多的贡献。
最后，我不能不向人们交代的是，我自己对于本书中论述的传播学领域的问题来说基本上是一个门外汉，至于生态学，也只是近年来略有涉猎，为此书写撰写序言我决非合适的人选。感谢作者给了我这样一个优先研读并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当之处还要请相关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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