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两地传媒生态评析

蔡启恩

发表于余振、余永逸、邝锦钧编《双城记II──回归后港、澳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澳门：澳门社会科学学会出版，2003年

(一)引言
港、澳两地虽然同样是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也同样曾在欧洲殖民主义之下，受过外来政权的管治；但是两地的社会制度、文化与生活方式，有着颇显著的差异。以大众传播媒体为例，香港有51家中文报章，定期出版的刊物712份，免费电视台2家，收费电视台5家；及商营电台2家；而澳门则只有8家中文报章，定期刊物18份，免费电视台1家，及商营电台1家。①以两地所有的注册媒体数目比较起来，香港的媒体市场比澳门的发展更加活跃。加上两地位处珠江出口，位置接近，澳门的居民也可以收看、收听香港的电视电台；也可以在同一日内购买到当天的报纸，形成两地的信息交流密切。而香港长期在经济方面领先，信息产业在香港的商业社会之中，亦占有一个重要的市场位置，信息的商业化明显比澳门发达，因而形成一个倾斜的传播市场。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大众传播媒体与政府及公众会构成甚么形态的关系，将是本文探讨的方向。
“生态”（Ecology）本是指自然界中，不同物种间互相依赖的生存系统。每一物种之所以能够生存，并且繁衍后代，除了各生物体本身的新陈代谢以至整个物种的世代交替能够成功维持之外，不同物种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克制，都是维持一个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因素。这种互相依赖、互利共生的关系，亦称之为“共生关系”（Symbiosis）。本文正是借用“生态”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媒体、政府与公众三者的互动关系。

（二）信息商业化的概念与实践
自二次大战爆发以后，西方政府和学术界开始注意到大众传播媒介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于是，不论是政府组织或是民间团体，均日益集中资源和研究力量，探索“媒介影响”（Media impacts）这一领域，为求增进了解媒体与人类行为的因果关系及规律变化，并能达至对大众传媒的有效利用之目的。②战后世界政局因着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对垒而往两极发展。而这两大阵营为求领先对方，均投入巨大财资发展军力和太空科技。在这情形之下，大学及政府拥有的科研机构则受惠于扩军的需要，获得大额拨款，研发全新的通讯方法。今日世界普及的互联网 (World Wide Web) 就是美国国防部为防止受核武袭击后引起全国通讯瘫痪而开发的技术。而计算机科技不断革新及民用卫星通讯的广泛流行，最初亦离不开军事用途。换言之，今日通讯科技及信息经济的崛起，可以算是乘冷战及军备竞赛之便而兴。除此之外，地区网络的流动电话自八十年代开始至今，已经普及全世界；无论在通讯质素、附加服务（如留言信箱等）及硬件的重量大小等，都不断在改善。不久的将来，兼具视像功能及互联网溜览功能的手提电话（俗称３G）亦会面世。世界各先进地区亦开始试行或引入数码广播技术，令接收的音像质素大大提升，并且充分利用大气电波的频谱，容纳更多的电讯频度。整个电讯科技及其相关的经济，为先进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了重要的动力。③

通讯科技及经济的创新和进步，不但为全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动力，亦促进全球化资金流动的便利、跨国机构组织通讯和决策的方便及增强地域间的连系等。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世界不同种族文化的频密接触及交流，令世界出现两种相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跨国企业的扩展和蓬勃，令世界性经济活动日趋频繁。为克服因为各国各地的制度差异造成之贸易不协调和冲突，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和世界性的商贸协议，在最近廿三十年愈来愈多，促使全球商业文化及企管制度趋向服膺于一个世界性的统一标准之下。例如：欧洲联盟在二零零二年实施的单一货币，用以取代欧盟成员的本国货币，不单使财货流通更便捷，减省不同货币间的兑换成本；亦能使经济风险摊分到欧元区的市场，令市场波动的幅度收窄。④又如世界贸易组织缔结的市场开放协议，使发展中国家与先进国家的贸易差额，得到制度上的管核，避免引起破坏性的贸易保护战。这方面突显出世界各地在通讯科技革新带动下的全球化趋势，导致世界性的变化──全球趋向同一的标准和制度，减少因地域间差异带来的问题。
随着战后世界局世的相对稳定，以西方社会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急速扩张，跨国企业的国际性制造和分销网络日益壮大，资金由西方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在生产、制造及开发天然资源，并在世界各地建立地区销售中心，促销产品以求资金尽快回笼。另一方面，始自八十年代家用计算机普及化，与互联网技术的成熟，这一信息科技变革亦为跨国信息和资金流动，提供了一个极具开创性的条件，推动全球市场的稳定发展。正因为这些政治经济和科技革新的因素影响，近二、三十年间信息的掌握和运用，成为跨国贸易成败的关键之一：能在短促时间内了解海外政局、社会和经济突变，对于提高管理成效、风险控制与及商业策略的制定，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由信息推动经济的关系，及其衍生出新的社会关系，有学者称之为“信息社会”或“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
信息社会的其中一项特征，就是将“信息”转化包装，成为有利可图的一种商品（Commodity）；亦可以将传播信息的渠道和服务，出售与服务使用者（如：广告服务），媒体的拥有者便可从中取利，而传播的信息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其它领域的经济活动连结在一起，产生协同效应（Synergetic Effects），促进经济活动的进行。⑤
简而言之，在信息社会中，大众传播的信息内容本身，就是一种具市场价值的商品，构成信息市场发放者（Sender）与接收者（Receiver）之间的交易关系；另外，大众传播媒介本身，因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亦成为一种商品，成为传播服务的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交易媒介。无论是传播的信息内容，抑或传播服务（媒介），其商业化的程度，都成为先进社会的一项指标；文化工业的生产、包装(后期制作)、分销等工序，更需要嵌入此等全球化经营方式之中。然而，文化创作亦是一种文化符号，其内容应是盛载和表达某种信息，例如：人类对生活的感受、行动、规范和欲望、矛盾与冲突、美感与丑陋等等。这些内容均直接或间接地与我们生活的空间和环境相关，因而各地出产的文化创作，各具自己特殊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以显见区域和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分别与独特性格。全球化发展下的文化领域，跟经济领域的分别就在于此，一体化并不是文化领域的特性，反而全球文化领域正容许各种不同的文化进行活动、互动、交往和沟通，这情况可说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频繁的跨文化接触。⑥
弹丸之地的香港，拥有六百七十多万人口，并且人口数目将持续增加，居然可以供这么大量的印刷和电子媒体生存竞争，并且有大量外国记者长驻香港，由此香港的现代化程序可见一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我们可以察觉到，亚洲的新兴经济系统，在全球经济担当了新的角色。正如Castells指出，全球经济将出现三个规模宏大的经济体（Economic blocs），分别为北美、欧洲、亚洲三地。虽然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和其余波仍阻遏着世界经济增长，但Castells的分析仍具相当的洞察力。Castells的分析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而他本人在分析体系内的分工，强调各自保持竞争力的四个重要因素：科技力量、与世界其它富裕市场的联系、劳工价格和政府协调市场的能力。综观这四项因素，香港比起澳门在科技力量和与世界富裕市场的联系，皆较为出色；但在劳工价格和政府协调市场的能力方面，澳门并不亚于香港，特别在协调市场方面，澳门政府在开放赌权、协调澳、珠联合发展工业加工区皆取得成绩，相信澳门将来经济方面的发展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就发展信息经济所需要的配套设施，澳门在通讯科技的发展和市场状况，仍然处于较不利的位置，传媒机构的数目仍未达至一个多元化的水平。再者，澳门受众长期惯于接受香港媒体的风格，短时间内似乎难以改变。⑦而且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人才竞争及运用，亦成为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关键，这种对人才资源的需求及利用，在分秒必争的信息经济工业也没有例外。
香港和澳门社会早年均长期依赖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等外来人才，本土并没有提供有系统的训练与传媒工作者。而香港受惠于经济发展，政府扩大在教育层面的投资，始自六十年代方才有正规的新闻与传播学的训练；而香港的高等院校，亦曾为澳门社会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只可惜由于两地教育学制存有分别，澳门学生多选择前往台湾升学，直至澳门大学于九十年代成立并提供新闻学训练，方有本土训练的专业传媒工作者。在这种专业人才匮乏的情况下，澳门无论在媒体管理以及专业的采访、编辑工作，均处于不利发展的情势。亦因为澳门的传统业发展局限大（市场太小、信息量不足、广告收入欠理想），即使有志投身新闻工作，也需要兼任香港媒体的驻澳职务，开拓收入来源，又或者转投政府或公务机构任新闻官。澳门的传播事业，受制于本身的社会条件，和受压在香港传媒的炽烈竞争下，造成长期滞后发展的局面。⑧故此，在本文的分析中，将较倾斜于分析香港的传媒生态。

（二）港、澳两地的传媒生态
港、澳两地皆曾受来自欧洲的殖民政权管治，在其制度和社会文化方面，同样受到西方社会的直接影响。不过，由于两地殖民政权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和手法，使西方现代文化在不同层次和程度上影响着两地社会。这一说法是建基于这样的设想：外来文化的影响力，跟外来政权的管治威信（Legitimacy）互有帮助。亦即是说：外来政权愈能够取信于民，则大众对其文化价值观，亦会产生好感；而这种文化好感亦进一步增强大众对外来政权的认同。⑨当然，这两者的互动关系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实比这里所陈述的复杂得多，并且有更多因素需要纳入考虑和加以测度；而这课题亦非本文范围所能处理的。之所以提及西方文化对港、澳两地的影响，旨在点出：两地社会人士对大众传媒的角色和期望，有着跟其它华人社会不同的理解和考虑。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港、澳地区经营的媒体，均同样受着西化和鼓吹中国革命的思绪所影响；因而令大众都相信媒体均肩负某种领导民意思潮、监督政府和引发舆论的社会责任。这一种信念持续在港、澳两地甚至中国内地，发挥着积极的影响。⑩
以香港的传播业为例，其中若88%受访的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传媒监察政府的责任是重要的；而不论受访的新闻工作者服务于那一政治立场的媒体机构，若80%的受访者认同媒介应反映公众的意见。负责调查的学者指出，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所抱持的专业信念（Professionalism），并不纯粹是强调“客观中立”，受访者之中，有95%认为“客观报导”是重要的；不过，亦同样有92%受访者认同“分析及解释复杂事件”是重要的工作。学者总结调查结果认为：香港新闻工作者既重视工作中保持“客观中立”的重要，亦同时接受向公众解释社会事件的需要，并视之为工作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混杂的专业信念。⑾负责调查的学者并没有解释形成这种混杂专业信念的因由，这是由于研究设计重于描述性而非解释性；故此苛求解释混杂专业信念并不可取。然而，这也不意味我们对此情况毫无头绪。笔者将从新闻教育与训练、报业发展与社会期望三方面来诠释混杂专业信念的形成。
香港和澳门皆长期依赖中国大陆、台湾与美国提供的新闻学教育，来坚固其专业团队。这情况在香港一直维持至六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成立新闻学系，并逐渐发展成为四年制大学本科课程；当年的浸会书院（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亦在1968年，开设由余也鲁教授主持四年制的传播学文凭课程；后来珠海书院（1965年）及树仁学院（1971年）亦相继建立四年制新闻学课程。至此，香港方才开始拥有自己本土培养的专业新闻及传播工作者。值得留意的是：这四所专上院校创系时的师资与课程设计，大都来自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或台湾和美国毕业的学者和专业人士。⑿由于中国政治在二十世纪经受由君主体制转变成共和体制，再由共和体制转至社会主义政体；其间，各种探索国是的新思潮和主张纷陈出现，并且由热心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救国人士，透过办报、鼓吹舆论和介绍各种先进前卫的思想，甚至报章乃为宣扬某一党派的政见而生存，足见中国报业生态与时局关系甚为密切。表达“人民”的意见，“为民喉舌”、“舆论先锋”等意识和主张，亦见流行于各报业工作者的思想和行动。这种报界、新闻界的流行风气，或可局部解释混杂专业信念的原因。⒀另一方面，来自美国新闻界及学界主张的“客观中立”和监督政府的政治自由主义风尚，透过学者的教学与研究活动，渐渐流注入学院制训练出来的新闻工作者的思维之中；“客观中立”与“为民喉舌”的思想便溶汇一起，演化成今时今日的混杂专业信念。
而香港和澳门报界均在国、共两党长期分裂和对峙的政治气氛之下，分为左、中、右派之报章。在这种政见壁垒分明的状况，加上港、澳两地皆曾为殖民地政权管治，统治者必须实施一切手段，规管所有有能力威胁其管治的团体，大众传播媒体自不例外。⒁两地殖民政权皆各有法例监管传播机构及其传播内容，造成报章既要宣扬自己的政见主张，又要应付殖民政权的管理。⒂左、右两派对中国的前途和发展，其意见可以莫衷一是；但对外来的殖民政权，却因民族大义的缘由，其口径即使未必一致，却同样对之抱持批判的立场。于是，来自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新闻自由”主张，结合民族主义式反殖民情绪，遂转化为监察殖民统治阴暗面，揭示社会不公平、不公义的独特观念。这种西方自由主义精神，混合了本土的民族主义对殖民统治的反感，渐渐内化为港、澳新闻工作者的价值取向，这种情况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和澳门社会，有着较为显见的表现。六十年代末的骚动结束后，港英政府开始一系列改善民生及听取民意的措施；不过，改善官民关系是需要一段时间及演变过程。七十年代仍有相当数目的社会民生议题，在当时的香港社会中演得闹哄哄的，例如：七十年代的“争取中文合法化运动”、“保护钓鱼台运动”、“反贪污、捉葛栢”、“水上新娘”等等；部份社会运动触及殖民政权管治的权威，报章皆以同情和支持民间声音的态度为基调，目的是要求殖民政权接受民间的政治诉求。
随着香港前途问题冒起，与及日后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达成的共识，香港回归中国统治成为不争之事实。香港社会持续弥漫信心危机，市民对香港回归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实施“一国两制”，保持自由和法治，抱持怀疑的态度。部份中产家庭甚至选择移民海外，取得外国国藉后才回流香港继续工作，这种所谓“投资政治保险”的做法，正反映出香港市民对政治前途的不信任。直至“***事件”发生，香港市民更明确知道香港的政治前途是否开放，系于市民的政治参与和对表达自己的诉求是否明确。这些态度和文化的转变，特别反映在九十年代新兴的电视节目。为了清楚申述这种市民对媒体的期望，笔者选择了两个甚受香港市民欢迎的电视节目加以分析。
香港亚洲电视本港台在九四年制作了一个清谈节目（脱口秀），名为“龙门阵”，主要由资深传播人及学者：黄毓民、郑经翰及陈耀南主持，并每集邀请本地政界名人、领袖担任嘉宾，就当时一些热门时兴的话题进行交流讨论。龙门阵由九四年一月首播直至同年十一月播出最后一集。这个每星期一次的电视节目，能在短时间内成为甚受香港观众欢迎的时事清谈节目，获得相当的收视和口碑；即使后来龙门阵结束播映，几位主持仍然在其它媒体，继续以其龙门阵的风格，主持其它节目，亦能够抢占一定的受众市场。这样的政论节目，与一般传统风格，四平八稳的由专家学者或政府官员的评论交流，有着根本上的差异。然而，无论是龙门阵抑或是类近其风格的节目，一概都能够吸引相当大的受众；或许，其别具一格的主持风格，的确反映出香港市民的爱好和取向。毕竟由专家学者或政府官员“操控”的节目，太过着重所谓的理性讨论，意见交流；市民大众所感受到的无奈和压抑，并不能够从理性讨论之中释放出来。龙门阵强调的“正直敢言”，和主持人对嘉宾的“直言不讳”，正好合乎观众的感性需要，刺激其宣泄情绪的期望。观众厌倦了听惯的“陈腔”，喜欢“踢爆性”的论断；不管论断是否公允，就是令往昔“高不可攀”的权贵，当着众多电视机前的小民出丑，这就是观众响往的“真”；而“真”却明知不等如事实。还有，对节目主持客观持平的传统要求，一概不可以套用在龙门阵节目上，反而主持人愈“野”愈得“民心”。众多论评龙门阵的文章，或多或少都指出主持人的独特风格，是高收视的原因。“流氓教授”的“野”和“儒者”的“雅”，主持人和嘉宾抢白和对抗，都是节目致胜之关键。龙门阵开辟了大众传播媒体作为观众发泄取乐的渠道，市民大众在政治情绪方面的压抑，藉龙门阵节目来公开宣扬，并得以凝聚一个崭新的大众话题。民意民情在交错的争辩和论断之间，得以新的方式表达出来，一种理智和情绪的混合，并常常是情绪的爆发，掩盖了理智的讨论或忘却了思辩的原则，龙门阵成为了一时间香港民情的寒暑表。⒃
另一个广受欢迎的政论节目──“头条新闻”，亦广纳许多港、澳的电视观众。这套由香港电台策划和制作的节目，其吸引香港观众的原因，一方面是其讽刺时弊的特式；另一方面，这是一套由官方媒体主导的节目，往往针贬的却是政府官员、政客，与制作节目标机构背景，造成一种反差。“头条新闻”的主要卖点，是其讽刺时弊的创意，制作班子需要就某一时事或人物，寻找一两首内容相关的流行曲，再剪接上观众熟悉的电视新闻镜头，似有点时事音乐影带的味道。这种借流行曲词来暗讽时弊的手法，往往令观众会心微笑，其效果亦和龙门阵的火爆，构成“味淡”、“味浓”的对比。再加上节目本身由官方电视部门策划及制作，特别在香港回归之后，引起社会一些反对该节目的意见，认为官方传媒应该帮助政府宣传政策，而非讽刺政府官员；甚至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亦曾评论，头条新闻的某些内容为低级趣味。这些节目以外的争议，更将香港电台应否独立于政府架构之外，带上香港的政治议程上来。事实上，除了上面引为例子的电视节目外，一些各具风格特式的政论节目，散见于不同的媒体之上，例如：商业电台的长寿节目“18楼C座”、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叩应电台节目“千禧年代”和“自由风、自由Phone”，这些政论节目广受欢迎，长期稳占一个重要的市场位置，多少能够反映出市民受众对媒体的期望。“客观中立”、“基于事实”的新闻时事节目，受众藉此获取准确的信息；“为民请命”、“泼辣”、“创意”、“娱乐性”丰富的政论节目，能为大众提供另类的娱乐，把本来正经八百的标签，反转成令人捧腹的嬉笑玩意。原来在理性分析和讨论以外，情感的宣泄和舒缓，是受众对媒体的一种期望。

（三）总结
港、澳两地由于经济发展差异十分巨大，致使两地传媒市场发展十分不平衡；香港的媒体进占两地市场，令澳门本地媒体难以扩展。而大众传播媒体因应回归中国的因素，与政府及大众构成一种特殊的关系。殖民政权与华人媒体存在一定的张力，特别在民族文化事务方面，媒体往往站在维护民族文化尊严的立场上，带领民间的声音和意见。另一方面，反映民情仍然是香港传媒的重要任务，及媒介工作者的自我了解，而且这不单纯是媒介工作者的自我期许（Self-expectation），也是社会大众对于媒体的期望。
港、澳回归中国管治之后，外来殖民政权与媒体间的张力消失，在“一国两制”下，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势必重新建构，而中间最受关注的议题当然是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保障。无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维持媒介操守成立“报业评议会”的建议，抑或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而自行立法，以保障国家安全，都一概引起业界和社会公众对维持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疑虑。在维持社会对政府保障人权和自由的信任，香港特区政府应该考虑制订“信息自由法”，以明确的法律条文，保障媒体、公众与及社会各界的知情权和公开的信息流通。
经过九七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在振兴整体经济，和协助香港的经济转型等任务，比起过往更为迫切。在“为民请命”的观念之下，香港媒体将更着眼于经济及民生事务等议题，与及那些与经济及民生有关的政策（例如：高官问责制等）。因此，若果特区政府在改善经济和民生方面难以获得成绩，政府和传媒的关系将势难改善。

①老冠祥、谭志强“香港、澳门的新闻事业”刊于《变迁中的香港．澳门大众传播事业》台湾：行政院新闻局，一九九九年，页38-49；另参《香港便览：大众传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② 刘昶《西方大众传播学》香港：三联书店，一九九零年，页5-9。

③ Alistair S. Duff (2000) Information Society Studies, pp.4-15.

④ 刘复国着，〈产业利益整合与欧洲整合〉，刊于沈玄池、洪德钦编《欧洲联盟：理论与政策》，页一二六至一五零。

⑤ Manuel Castells (1996)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pp.91-97.

⑥ 蔡启恩著，〈全球化令港沦为国际电影加工区？〉，刊于《明报》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一日。

⑦ 尹德刚、林玉凤、张荣显“澳门青少年与传播媒介调查报告”刊于《青少年与大众传播媒介》澳门：澳门基金会，一九九九年一月，页183-188。

⑧ 笔者曾于二零零二年两次访问澳门的其中两个新闻工作者工会。澳门现存三个新闻工作者及传播从业员的工会，而笔者所访问的均为专门从事前线采访、编辑工作的资深人士，本文有关澳门传媒发展的状况，除特别注明外，大抵根据访问内容归纳而成，笔者借此向几位拨冗接受访问的澳门新闻界朋友致谢，而本文之文责当由笔者负责。

⑨ 刘兆佳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收集研究香港华人对身份认同的取向。结果发现：香港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如：孝道）仍具强烈的认同感；不过，对于中国政府的态度，以及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的态度，则有着明显的分歧。认同自己为“香港人”的华人，对中国政府较不信任，和对彭定康的政制改革较具好感。这些数据‘巑颇能显示殖民地政府的管治表现，与华人的文化身分有着一定的关连。详尽的讨论可参考：刘兆佳“「香港人」或「中国人」：香港华人的身分认同1985-1995”，刊于刘青峰、关小春编《转化中的香港身分：身分与秩序的再寻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另一篇与关信基合作的研究报告，更详细分析香港公众对殖民地政府的信任，详见刘兆佳、关信基“香港人对政治权威的态度及殖民地政权的认受性”，刊于刘兆佳编着《过渡期香港政治》香港：广角镜，一九九六年修订版。

⑩老冠祥、谭志强“香港、澳门的新闻事业”刊于《变迁中的香港．澳门大众传播事业》台湾：行政院新闻局，一九九九年，页6-13。

⑾Joseph Man Chan, Paul S.N. Lee, Chin-chuan Lee (1996)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pp.86-91.

⑿ 俞旭、朱立、朵志群“香港四所院校新闻教育之比较研究”，刊于《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香港：中华书局，一九九九年，页322-326。

⒀ 梁伟贤“大众传播、传播法与新闻自由──香港个案”，刊于梁伟贤、陈文敏编《传播法新论》香港：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五年，页46-48。

⒁梁伟贤“大众传播、传播法与新闻自由──香港个案”，刊于梁伟贤、陈文敏编《传播法新论》香港：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五年，页30-31。

⒂老冠祥、谭志强“香港、澳门的新闻事业”刊于《变迁中的香港．澳门大众传播事业》台湾：行政院新闻局，一九九九年，页4-6。